有说“《史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河侯栏记载：“征和三年十月，仁与母坐诅咒，大逆无道，国除’”，这是司马迁“死前所记”。（李伯勋：《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载《兰州大学学报（社）》1980年第1期）也就是说，《史》讫于征和三年十月。其实这条记载并不是司马迁手笔，因它记于“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栏内，此栏“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等字既是后人妄增（本文前面已经提到），栏内所记征和三年十月之事当是伪笔，岂能以其说明《史》讫问题。
    （四）还有说《史记》写到戾太子事：征和二年下半年皇太子据死。《史记》于太子例不书名，而《外戚世家》独书“太子名据”，说明司马迁及见太子之死，《史记》书至戾太子事件。这一例证，说服力不强。《史记》有经后人窜改的文字，所谓“太子名据”很可能是后人妄增。
    所以，《史》讫征和三年说也不可信。
    （三）与《史》讫麟趾说商榷
    对《太史公自序》“至于麟止”一语，历来学者理解和解释不一，有解为至于麟趾（太始二年），有解为至于获麟（元狩元年）。我以为，这两种解释都欠妥。
    先与《史》讫麟趾说商榷。
    服虔对《自序》“至于麟止”解释说：“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迁作《史记》止于此，犹《春秋》终获麟然也。”（见《索隐》所引）吴仁杰说：太始二年，更黄金为麟趾，‘趾’与‘止’通，迁所谓‘至于麟止’者此也。” （见《汉书补注》引）王益之《西汉年纪》则将司马迁著《史记》置于太始二年之下。这些都是依据《汉书·武帝纪》太始二年诏“更黄金为麟趾褭蹏”的记载，以为“麟止”即“麟趾”，而确定《史》讫麟趾的。
    其实，以“麟止”为“麟趾”，乃望风捕影；再从而推测《史》讫麟趾，更是空中楼阁。清王先谦早就指出：“读止为趾，意切事理，实伤文辞，未可从也。”此说为是。
    所以，《史》讫麟趾说是不可从的。
    我曾发表过《〈报任安书〉写作年代考》（《西安师范学报》1985年第4期）及《司马迁卒年考》（《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两文，考定《报任安书》写作年代及司马迁卒年都在太始元年（公元前九六年），故也可断言《史记》凡太始元年以后的文字皆后人所续，而非司马迁手笔。
    （四）与《史》讫获麟说商榷
    张晏说：“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纪黄帝，下至麟止，犹《春秋》止于获麟也。”（见《集解》引）这就是说，《史》讫于武帝获麟。据《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的记载，可知《史》讫获麟说，即指《史》讫于元狩元年十月获白麟。
    近人崔适深信张晏之说，举出八条材料，以证其说，并断言“逾此者，据《汉书》窜入也”。（见《史记探源》）梁启超也鼓吹此说，认为《史》讫获麟， “殆为铁案”；并说：“故所记以此为终限，然则武帝本纪当叙至元狩元年十月止，年表、世家、列传称是。凡此年以后的记事，皆非原文。此标准宜为最可信据者。”（见《史记解题及其读法》）
    其实，所谓八证，并不可靠；所谓“铁案”，并不牢固。现在对崔氏八证，依次商榷：
    （1）崔氏云：“《自序》引其父谈及壶逐之言，比之于《春秋》， 汉时亦存获麟之事，此千载难逢之机会，必不宜舍而踰之。一也。”此是由张晏之说发展而来。但如此推测，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司马迁为太史令始于元封三年，此时上距元狩元年获麟有十多年之久，何必以获麟为“述事之端”呢？而且，司马迁于《封禅书》记述武帝获麟是如此笔墨：“（元狩元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肃祗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于是以荐五畤，畤加一牛以燎。锡诸侯以白金，风符应合于天也。”曰“一角兽”，曰“若麃然”，曰“风符应合于天”，这不象是赞赏之词，倒是有点讽刺意味。既是如此，他作《史》何必讫于获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