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三、四年间所封的这四个侯，未列入“太史公本表”，这又说明，司马迁记事没有“尽于孝武之事”。所以说，褚少孙的话不可信。
    有人相信褚少孙之言，并举例作证，说：“《曹参世家》末，叙述‘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一条，这是结束平阳，所以见其终始，未必是后人附及的。《酷吏列传》里，叙述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之事，本发生在昭帝元凤之时，这是为了叙述杜周事情的本末，牵连涉及的。假设司马迁要死在昭帝末年，这段也不应当是后人的伪作。那末，褚少孙说太史公记事尽武帝末，这些又是可靠的证据。”（程金造：《司马迁生卒年月四考》）此说所举两证，都有问题。关于曹宗，《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平阳侯栏末记：“元鼎三年，今侯宗元年。”只曰“今侯宗”，未言其死。《汉书》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及《曹参传》都记明曹宗于征和二年坐罪，“完为城旦”，未言其死。可见《曹相国世家》所写“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错误，是后人妄增。关于杜周，《酷吏列传》写：“（杜周）后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汉书·杜周传》略同）杜周于天汉二年为执金吾，次年（天汉三年）迁为御史大夫。（参见《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汉书·百官公卿表》）他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事，是在为执金吾之时，因办此事中武帝之意，才迁为御史大夫。此时距武帝之末有十多年，下距昭帝元凤为二十年。杜周捕治桑弘羊昆弟事，怎能“发生在昭帝元凤之时”？可见，为证实褚少孙之言所举的两个证据，都不“可靠”。
    张鹏一《太史公年谱·序言》也说《史记》“多记止武帝末年”，其举之例，也不可靠。张氏说：“考《高祖功臣年表》首列‘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九字，其文决非后人所加。”其实不然。《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首列前五栏是，“高祖十二”、“孝惠高祖十二”、“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每帝（或后）一栏，各栏内的数字是各帝（后）在位年数；再下一栏就是“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此栏将武帝五十四年截为两段，显然成问题，“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想是原文，而“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必是后人妄续，否则，司马迁完全可以写为“孝武五十四”。张氏又说“刘屈氂传兼记巫蛊”。此说有明显的错误，《史记》没有刘屈氂传，只是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记了这么两条：“（征和二年）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刘屈氂为丞相，封彭城侯。”“（征和三年）六月，刘屈氂因蛊斩。”而这两条又是后人妄续。所谓“彭城侯”实是“澎侯”之误。（参考《汉书·刘屈氂传》张氏又说：“《自序》所云太初之讫，或指《武帝本纪》言。”这说的也不对。《自序》所云“至太初而讫”，在本篇之末“太史公曰”之下，显然不仅是指《今上本纪》而是对全书而言。
    所以，《史》讫武帝末年说并不可信。
    （二）与《史》讫征和说商榷
    持《史》讫征和说者大有人在。然其说也可商榷。如：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云：“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身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馀皆出后人续补也。”此说很有问题。李广利降匈奴事及其家以巫蛊族灭，发生在征和三年，而《匈奴列传》记于天汉四年。此必后人妄续。《正义》早已指出此处记事之错。不知王国维何以将错就错，误定它是“《史记》中最晚之记事”。
    有人列出几条材料，以证《史》讫于征和。（参见朱似愚：《从〈史记〉的整理说到司马迁的卒年》，载《新建设》1957年第10期）如：①说《史记·五宗世家》写泗水王，至于征和。其实不然。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载，泗水王商十年而死（当是自元鼎四年至太初元年）；商之子安世嗣位，一年死（死于太初二年），无子；武帝以安世之弟贺为王（太初三年），立二十二年死，死于始元六年。《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写泗水王商，十年，太初元年死，安世元年是太初二年，这是对的；而写贺元年也是太初二年（当是太初三年），贺是安世之子（当是安世之弟），则稍有错误。《五宗世家》所写也有误，写商“十一年卒”，衍“一”字，写安世“十一年卒”，衍“十”字，这都是显然的错误，梁玉绳《史记志疑》早就指出来了。说者不知《五宗世家》有误，按商“十一年卒”、安世“十一年卒”这个错误的记载推算，说安世死于征和元年，这自然不对。（2）所举《曹相国世家》“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之例，不可靠，本文前面已提到它是后人妄增。（3）所举《田叔列传》“田仁主闭守城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之例，也不可靠。因为紧接此语之下，还有“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仁族死”之语。既言仁坐纵太子诛死，又言田仁发兵车千秋上变族死，记事混乱，将何以从？若是司马迁所写，怎能如此生误？（4）所举《卫将军骠骑列传》附公孙贺传、公孙敖传、韩说传、赵破奴传等记及巫蛊事之例，也有问题。如称“为裨将者曰李广，自有传”，就不象是原文。司马迁对李广很推崇，岂能称其为稗将？既然所据材料非司马迁原文，而以其证实《史》讫征和，就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