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讫于太初和天汉而无疑
    我们以为《史记》基本上讫于太初。
    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以为“《史》成于天汉而实以太初为限”（见《史记志疑》卷三十六）。其考证甚力，足资参考。兹再强调几点如下：
    （一）司马迁欲“通古今之变”，着意写汉兴以来百年的历史，不可能不写到太初。他自太初开始著述，天汉继续写作，所通古今之“今”，完全可能包括太初。
    （二）司马迁对当代史，最注意的是汉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尤敬鬼神之祀”，所以《史记》着重写汉匈关系、财经政策、封禅祀神、酷吏人物，等等；而写这些内容的有关篇章，如《封禅书》、《匈奴列传》、《酷吏列传》等都基本上讫于太初。
    （三）“本纪”是《史记》中的主体，其所写内容可以用来直接证明《史记》之终讫，惜《今上本纪》早已亡佚，无从取证。然按《自序》云：“汉兴五世，……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可见原定《今上本纪》必訖于“致正朔”的太初年间。
    （四）司马迁在《自序》中说：“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意思是，作表一定要搞清世代与年限。又据《自序》“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作《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而《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其序有“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之语；其文又是讫于太初四年，可见三者讫于太初之一致。《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及《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皆有“太初”栏，栏内记了一些太初之事。可见《史记》中的汉表多讫于太初。
    （五）司马迁身为太史令，记天时星历，一心尽职。他在《天官书》中写：“汉之兴，……朝鲜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摇：此其荦荦大者。”朝鲜之“拔”是在元封三年，兵征大宛始于太初元年，延续数年，可见《天官书》言及太初年间的世事与星象。
    （六）司马迁对太初改历，积极参加，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当然会记述此事。据《自序》“维太初之元论”及《历书》记太初改元的事实，可见《史》訖太初。
    （七）《自序》有“汉兴以来，至于太初百年”，“维我汉……百年之间”，“至太初而訖”等文。自汉兴（公元前一九六年）至太初（公元前一○四至一○一年）近百年，所谓“百年之间”自然包括太初，所谓“至太初而訖”自是訖于太初。
    可见，《史》訖太初，包括了太初，这是无可置疑的铁的事实。
    但是，尽管司马迁写《史》基本上訖于太初，然因修定于天汉，偶尔记及天汉之事在所难免。这种纠葛实属必然。梁玉绳《史记志疑》强调“实以太初为限”，断言《史记》所写太初以后之事一概为“后人妄续”，未免绝对化了些。
    兹举三例以说明《史》实訖于天汉：
    （一）《封禅书》基本上訖于太初三年禅石闾；但又写了“其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恒山”，这就涉及天汉三年之事。
    （二）《酷吏列传》写杜周，只写到其为执金和御史大夫，而未写到其死。如写“（杜周）为执金吾，逐盗，捕治桑弘羊、卫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为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家两子，夹河为守。其治暴酷皆甚于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赀累数巨万矣。”这犹如匕首的几笔，肯定是司马迁所写。（注五）杜周为执金吾是天汉二年，迁为御史大夫是天汉三年。两子夹河为守当亦在此时。此可证《史》讫天汉。但此篇未记杜周之死，查《汉书》之《武帝纪》和《百官公卿表》，可知杜周死于太始二年。此可证《史》只訖于天汉，而不訖于太始或更后。
    （三）《酷吏列传》末论及天汉。如论“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初元年，“京兆尹无忌。左冯翊殷周”。天汉四年，“左冯翊韩不害”。征和二年，“京兆尹于己衍坐大逆诛”。由此可以推知，殷周为左冯翊，是自太初元年至天汉四年之间；无忌为京兆尹，约与殷周为左冯翊之同时。司马迁既论及无忌和殷周为人，也可说是言及天汉。
    足见《史》訖太初，偶及天汉。但今本《史记》所写天汉之事，也有后人妄续的痕迹。（注六）
    弄清了《史》訖问题，则《史记》文字之真赝大致可以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