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崔氏云：“《汉书》公孙红与卜式、兒宽同传，主父偃与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终军同传。《史记》止为弘、偃作传，以弘相偃诛，在麟止前故也；后此不为立传，他人姑弗论，若终军者，非《自序》所谓忠臣死义之士，其所欲传者耶？军之对策以获麟，死节在太初，如《史记》讫于太初，何不为军作传？而不为其传，非以止于麟止故耶？二也。”此也不可信以为证，司马迁立传，并不以元狩元年获麟为下限，只要符合其立传标准，获麟之前的人物也可入传，获麟之后的人物也可入传，如：张汤元狩二年始为御史大夫，列入《酷吏列传》；石庆元鼎五年始为丞相，列入《万石列传》；卜式、兒宽、朱买臣、终军等，或入了传，或记其事。只是他传写人物，不是一个模式，而是多样化，有的列专传或合传，如公孙弘、主父偃者是；有的列入类传，如兒宽写入《儒林列传》；有的作为附传，为朱买巨附于《酷吏列传·张汤传》之中；有的记其事而不立传，如卜式写入《平准书》。对于终军，虽未为其立传，但其元鼎四、五年间出使南越死节之事，（按：崔适说终军“死节在太初”，误。）已写入《南越列传》。
    （3）崔氏云：“《外戚世家》：窦姬长男‘为太子’，王夫人生男‘为太子’，卫夫人生男‘名据’，是则景帝、武帝为太子皆不名，独与卫太子名，何耶？未立为太子故也。立据为太子，《汉书·武帝纪》在元狩元年四月，在获麟后，前此犹是皇子，故名。若讫于太初，安知太子之终废而名之耶？三也。”此说似乎可以成立。然《外戚世家》多称“武帝”，照崔氏《史》讫获麟说，又何以解说呢？故疑“武帝”为后人妄改，“男名据”也为后人妄增。崔氏此条还是不足为证。
    （4）崔氏云：“别传终于淮南衡山王，以其狱在麟止前一月也。……四也。 ”其所谓“麟止前一月”，即其所言“元朔六年终”（参见《史记探源》卷八）。其实，淮南衡山王狱发生于元狩元年冬，不在元朔六年终，如：《淮南衡山列传》记明“元朔七年冬（即元狩元年冬）”，捕治参与淮南王安谋反者。《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明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自杀于元狩元年。《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阳陵侯“元狩元年，偃坐与淮南王谋反，国除”；广平侯“元狩元年，穰受淮南王财物，称臣，在赦前，诏问谩罪，国除”；安平侯“元狩元年，（但）坐与淮南王女陵通，遗淮南王书称臣尽力，弃市，国除”。《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岸头侯“（元狩）元年，次公坐与淮南王女奸，及受财物罪，国除。”《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有利侯“（元狩）元年，侯钉坐遗淮南书称臣，弃市，国除”。《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大事记栏记明元狩元年“十月中，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皆自杀，国除”。可见，《史记》各篇所记淮南衡山王案，都在元狩元年。此与《汉书·武帝纪》“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的记载，完全一致。足见崔氏此条又不可为《史》讫获麟之证。
    （5）崔氏云：“《自序》大序之末，既曰‘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小序之末，又自为一节曰：“余述历黄帝以来到太初而讫，与上文年限起讫皆异，其为续窜甚明。五也。”又云：“按各本‘麟止’下云‘自黄帝始’，当是旁记误入正文。”又说《自序》“余述历……，百三十篇”一语，“当是后人据班书《叙传》窜入也，当删”。此对《自序》理解有误。首先，所谓“小序之末”的说法不对，“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一语，既不属大序，也不属小序；在其前，冠有“太史公曰”，在其后，紧接着“百三十篇”，显然是《自序》全篇的结语。崔氏说“当是后人据班书《叙传》“窜入”，毫无根据。所以此语是“删”不得的。其次，《自序》“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与“余述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二语，似乎都是讲《史记》起讫，又似乎自相矛盾；实际上含义不一，作用不同。后者是总结《自序》全篇，是个结语；而前者是自言继孔子修《诗》《书》《春秋》而发愤著述，犹如宣言。《自序》的大序反复言著述之旨，一则写父谈遗嘱，有“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汝其念哉”之教；再则写“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又写答壶遂之问，引董生之言说明孔子作《春秋》之旨，引先人之言说明自己著述之意；还写本人遭李陵之祸，“退而深惟”古代“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其深惟的内容首要的是“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然后才引发“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一语。可见，此语是言继孔子修《诗》《书》《春秋》而发愤著述的。所谓“述陶唐以来”，并不是说自陶唐以来，（按：《史记》实际上自黄帝始，当是自黄帝以来。）而是表白继《书》（按：《书》载尧以来）而作之意；所谓“至于麟止”，也不是说止于获麟或麟趾，而是表白继《春秋》（按：孔子作《春秋》止于获麟）而作之意。（注三）再次，“自黄帝始”一语，是言《史记》之始。因为其前的“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言著述之旨，其后小序中“惟昔黄帝，法天则地”一语，只言作《五帝本纪》之旨；所以，“自黄帝始”，属于大序中的正文，而非“旁记误入正文。”可见，崔氏此条也不可为《史》讫获麟之证。在这里顺便提一下，顾颉刚先生《司马谈作史》一文（见《史林杂识》初编）提出，《太史公自序》这篇文字，“本亦谈作，迁修改之而未尽”。他以为：“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这个断限，为“迁之书”；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这个断限，为“谈之书”。这个推测，不无道理；但也有问题；《太史公自述》全篇为司马迁口吻，显而易见；“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紧接在“遭李陵之祸”之后，非常清楚；父谈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发愤毕功者实是子迁，故《史》之上下限只能是自黄帝至于太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