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史家之失”的双重“商榷”
    《商榷》以史书作为研治的对象，就决定了其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王氏云：“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又云：“治经岂特不敢驳经……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不敢他徙；至于史，则于正文有失，尚加箴砭，何论裴骃、颜师古一辈乎！其当择善而从，无庸偏徇，固不待言矣（14）”。王氏自言这是“小异”，但在我们今天看去，则是很大的区别。正是在史学领域，王鸣盛才突破了保守的经学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和继承了中国史学的实录传统和批判精神。
    如果说，史书的全部错误，在王鸣盛那里，可以简赅地概括为“传写之误”和“史家之失”，那么“史家之失”又可以分为体例、书法上的错误和史实记载的错误两大类型。王鸣盛的史学批判正是沿着这两条线索进行的。从方法论上来看，有两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提出“十七史目录之学（15）”，从而把十九部正史的编纂体例、书法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具体做法，首先是考察史书的编纂情况，包括取材、成书、刊刻、流布、后人撰注等等；其次是通过熟练掌握十九部正史的体例、书法、目录、卷次安排等，全面铺开，对史书中“皆无义例”，“史例甚差”、“史法大乱”、“书法错谬”等现象进行逐章逐句的考察。以《南北史》来说，李延寿是在对“八书”进行增删的基础上整理改编的，千多年来对其功过褒贬不一，王鸣盛是力斥之的一个代表人物。由于王氏看不到李延寿的改编在当时的积极意义，其论点有偏颇和过激之处，但王氏对《南北史》和“八书”所作的具体比较，逐篇逐句指出其，删改迁移的错误，对考察《南北史》的编纂情况和失误，却仍然是有益的。故范文澜云：“其意甚是，而语或过当”。（16）
    其二是通过对史书内容的大量考订、纠谬，从而把史实记录的真实性作为对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要求。就这点而言，王氏所主张的“史家纪事、莫善于得实”（17），“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作史者之所记载，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18）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遵循这一治史原则，他对史书内容的大量考订，从《汉书》“之当考者盖自多矣”，到两唐书“时月之差互极多”的确揭发了正史编纂系统内容的严重缺陷。其批判的强烈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一百多年后，杰出的文献学家张元济云：“曩余读王光禄《十七史商榷》、钱宫詹《廿二史考异》，颇疑今本正史之不可信（19）”。王氏的史学批判精神正是后来张元济重理全史的动力之一。
    上述的双重“商榷”，前者是局囿在严格的正史编纂系统内进行的，其局限性，下文再分析；后者则打开了封闭的系统，把考索的思力伸向一切凡能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即所谓“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暨诸子百家……尽取以供佐证（20）”，这就为典制事迹的考释，同时提供了基础。
    三、历史考据学上的“贯串”、“会通”
    如果说，校勘工作符合中国史籍流传的特点，那么，对“史家之失”的批判则符合中国正史编纂的特点。显然，这两个层次所提供的基础，对典制事迹的进一步考释，造成了很大的便利；而后者也正是基于前者的合乎逻辑的发挥。由于这一发挥，使《商榷》突破了一般所谓寻行数墨、饾饤字句的局限，取得了突出成就，从而体现了作者的史识。
    使《商榷》大为添色的这一层次，在方法论上，主要体现了“贯串”、“会通”的原则。王氏认为：“学问之道，当观其会通，知今不知古，俗儒之陋也，知古不知今，迂儒之癖也”。（21）他又针对当时史坛的情况云：“读书贵贯串， 今人愦眊善忘，顾此失彼，又性懒畏考核，宜乎史学无人也（22）”。在具体考证时，又反复强调：“建置沿革，事之大者”（23），“独建置沿革，乃地理之至要（24）”。这一点，又颇得《商榷》在内容结构上贯串全史之便。以地理建置沿革的考释来说，王氏极注意从历代沿革变迁中查其总貌，理其线索。如秦三十六郡，汉十三部的具体所指，各史记载多有抵牾；《三国志》但有纪传，故疆域不明，下至六朝，因“南北分裂，更多辗转改易，迷其本来，况又有每州各自折为南北，再加以侨置寄治之名，纠缠舛错，不可爬梳（25）”；再后，因“唐制纠纷，史家本难措笔（26）”，新旧《地志》，或据天祐最后，或据天宝极盛，或以十五道为纲，或以十道为主；凡此种种，《商榷》皆能或予澄清，或阙其疑，或辨其牵混，或明其沿革。同时，对一地一名的考释，也处处体现了“贯通”的原则。其例甚多，如扬州刺史治所，王氏考出其“上下千余年，其变化无定如此”，并谈其考据方法云：“论古须援据无一语落空，方为实学，又须以已意融会贯通之，得其大要……徒执印板死册子逐橛看去，则何益矣。”（27）
    如果说，前面两个层次较多地表现了《商榷》作者的批判力，那么这一个层次，则体现了其一定的创造力，因而获得后人很高的评价。在这里我们看到，古典考据学在清代之臻于完密，的确有其内部的结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