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奎先生对于科学真理的严肃追求，尤其表现在他与两位恩师--傅斯年和顾颉刚先 生的关系上。先生对于这二位引导他走上研究中国史道路的老师，十分敬重。到他的晚 年，还在闲谈中多次深情追叙二位导师的道德文章和他们对自己的指导帮助。但是，在 学术问题上，在追求科学的真理问题上，却决不让步。1933年，傅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 《中国古代史择题研究》课程，向学生宣讲自己的《夷夏东西说》，明确提出夏代起源 于西方（今山西）的主张。向奎先生不同意这一观点，深入探讨钻研后，先后撰写了《夏本纪越王勾践世家地理考》、《夏代地理小记》和《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学术论文。先生不但与他的业师、名声卓著的傅先生进行论战，还和他所崇敬的另一位业师、史学大师顾先生对垒。从在顾先生门下时就因《左传》的真伪问题意见相左，在山东大学任教时又开始了对“古史辨”派的批评。向奎先生为了探求科学真理，奉行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科学宗旨。
    向奎先生自始至终都在为追求历史科学的真理而不断努力，他严谨严肃、孜孜以求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是他学术生涯中最为鲜明的特点，也是留给后人的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
    二、走学科多元化相结合的治学之路
    向奎先生毕生著作宏富，从中显示出他治学领域的广博精深。其中涉及到文字学、训诂学、经学、史学、古典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诸多学科门类。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的山东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向奎先生就曾教导学生：文史哲不分家，要注意培养和积累自己在这方面的学问。他又谆谆教导我们说：“做学问就如同筑金字塔那样，塔基越宽、塔身才能愈高，故要多读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再次强调这个观点。他说：“我们都不能不重视人文科学中的文史哲，没有哲学的国家，不会有发达的科学。”在他六十余年的治学道路上，充分体现出他走学科多元化相结合和广博精深的特点。
    首先是先生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他说：“我自走上学术研究之路，就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上，但我深知，要研究好古代思想史和经学，就必须重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因为有哪样的社会经济就会有哪样的思想意识。而古代思想和经学正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所以，我的研究就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开始的。”向奎先生认为，要研究中国的古代思想史，必须要以社会史的研究为基础，二者相结合，才能避免将思想史抽象化、概念化而变成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分析，才不致在研究中失去它的社会根基。也只有将二者相结合，才能找出思想观念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它发展变化的历史逻辑。这一观点体现在他的著名著作《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中，成为一个成功的范例。在具体的历史事件的分析中，也贯彻了这一特点。
    向奎先生还提倡：史学工作者必须具有诸多学科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向奎先生说：“我们研究古籍，会遇到小学与训诂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中国古代史或者是中国哲学史、科学史的文献中，因为语言文字的变迁，加以书简本身的讹误，有些很不容易理解了。因此必须通过文字学、音韵学以及校勘学的方法来通晓它，进而利用它。”先生又指出，作为历史科学工作者，应尽量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综合的文化素质，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而向奎先生所研究的墨子，其《墨经》一书，是墨子及其后学的言行记录的汇集，它不但包含着先秦时代的数学、物理学、医学、逻辑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而且文字深奥很难读懂。这就必须要求具有文字学、训诂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修养和综合的文化素质，否则就难以进行研究。先生在学术上的博大精深、多学科的融会贯通，是我们治学的榜样和楷模。
    三、特别关注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
    向奎先生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采取了科学的态度，一向是既不全盘否定也不一味歌颂，而是抱着批判继承的正确态度。他对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则是特别关注，身体力行地进行发掘和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对墨子和墨学的发掘和研究。先生认为：“墨子在古代世界科学上的成就是空前的。《墨子》一书，尤其是《墨经》四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乃是中国以及世界科学上的瑰宝，人类的光辉。”他又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了整个希腊，至少也等于整个希腊。”他对墨子和《墨经》的评价，可以说是空前的、首创的。这是在他经过了从对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热爱和特别关注，进而长期的深入研究中得出的独创性结论。向奎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墨子和墨学，尤其突出的是对墨家的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至1993年而发表出版了墨学专著《墨经数理研究》。晚年，杨先生还亲笔书写了墨子的“兼爱”两个大字，高高悬挂在书房，并在他90寿辰我与安奇登门拜寿祝贺并摄影留念时，特地要我们为他和“兼爱”挂轴合影留念。于此，也可以体念到先生对于墨子思想的研究中，还十分重视其“兼爱”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