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儒家、经学和理学研究的重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向奎先生就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并说：“过去称他为‘先师’，后来的儒家和经师也全是‘先师’。传统的学术由他们保存下来、传授下来，而且代代有所发展。”确实如此，传统的学术往往由这批“先师”们继承和发展着，而且在历史上有很多经师又是著名的科学家。他们要讲经传授，需要通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六艺教育包含着“科学”内容，这是儒家的优良传统。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未出现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的景象，没有长期受着缺乏理性的蒙昧的宗教思想统治，儒家经师们的文化教育的传授是起了应有的作用的。在传统的经学传授中，虽然有保守糟粕的一面，但是也蕴涵着我国传统的精华和灿烂的文化思想内容。因而，向奎先生十分重视对周礼的礼乐文明的研究、对公羊学和大一统思想的研究，以及从对于《周易》中所提出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哲学命题，到宋儒程颢以至清代戴震所提出的“生生为仁”的哲学思想。他认为这种倡导“生”的哲学思想是我国哲学中的“最可贵处，它构成中国传统文明中的一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繁荣昌盛的保证”。先生对于周礼和《周易》的研究、对于从经学到理学的深入研究，贯穿了中国儒学发展的重要过程，从哲学高度肯定了传统思想中的精华。
    （三）对乾嘉学派的客观评价和对《清儒新学案》的编撰。贯穿清代200年的学术主流是 乾嘉学派（或称汉学、考据学），建国后，对于偏重考据而脱离当时现实政治的评价有欠公允，否定较多。向奎先生针对学术上这种“左”的倾向，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对乾嘉学派的发生、发展作了十分简练和精确的论述。这是建国以后首次对于乾嘉学派所作的客观、公正的评述。他指出，在乾嘉时期，由于文化专制政策日益加强，文禁森严，学术界出现了脱离现实的倾向，多数学者陷入了烦琐考据之中，在政治思想上无甚建树；但在学术上却作出了较多的贡献，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指出，像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就作出了杰出的学术成就。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编撰而到1994年完成的《清儒学案新编》，是向奎先生对清代传统文化遗产的发掘与研究的一大贡献。全书分十卷八册，400万字。该书选取了足以 反映当时学术思想风貌的学者，大体每人一案。其中分列：1.清初诸儒；2.乾嘉诸儒； 3.道咸诸儒；4.晚清诸儒。是书全面而完整地反映了清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足见先 生对于清代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视。
    四、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
    我认为，乾嘉学派讲求“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对于向奎先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他60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贯穿着他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
    他在与他的老师、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合作撰写《三皇考》时，为了弄清“三皇与太一的问题”，竟然用了整整三年时间，关在学校（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把5千余卷的巨著《道藏》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在他90寿辰之际，还不无感慨地对我们几位学生说：“ 三年时间，翻遍了整部《道藏》，恐怕在我之后并无别人再做的吧！”为了研究学问、追求科学真理，不计时间、不怕艰辛的苦读经书而只求一解的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为我们后人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曾记得，我们在山东大学读书时，向奎先生就曾谆谆教导我们说：“读书要认真踏实，重要的要多读几遍，做下笔记。要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即使眼睛失明了，还能做学问。”他就是要求我们做学生的不仅要多读书，而且要作到深刻理解书中的含义，有所体会，并写下读书笔记。这样的日积月累，在广博的基础上达到精深，才能融会贯通，运用自如。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刻苦踏实，戒除浮躁和虚假。向奎先生的笃实求真的学风，深刻地教育了我们这些学生，并深深地影响着我此后一生的学术道路。
    向奎先生的笃实求真的学术风格，更重要的还表现在他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他不是教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具体运用到每个史学课题的研究上，踏实钻研，综合分析，做到史料与观点的紧密结合，从而得出客观的、符合历史真实的科学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