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社会中，作为一个读书以求仕进的士人，一旦踏上仕宦之途，就不可避免地嵌入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之中，生命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既有制度无所不在的约束，即使在生命终结之后，国家仍旧用一系列程序规范着逝者后事的处理，并通过赠官、谥号、神道碑铭及国史传记等种种手段决定着逝者身后的荣辱与其后世的声名，以此体现在君臣体系中君上对于臣子无可置疑的终极控制。因此唐代官员，尤其是上层官员在去世之后，朝廷与丧家之间如何互动，官方又通过怎样的方式对死去的臣子展示其无所不在的强大影响力，唐代的制度都有着详细的规定。而在社会实践的层面，这些制度的运作过程同样深受现实政治与意识形态左右，而这一切的合力最终塑造了官方话语系统中死者的身后形象。本文即拟通过对唐代大臣去世之后一系列制度、程序的梳理，结合史料中这些制度的运作实况，展示君臣体系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体制如何在官员生命的终点对其一生的功过加以最终而且影响深远的背书，而身处其中的官员及其家属又如何在制度的缝隙间辗转腾挪，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以塑造符合当事人利益的身后形象。这种君臣上下在官员身后的一系列互动在相当程度上构建了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唐代历史。
    一、行状--官员身后形象的起点
    唐代官员去世之后，从赴阙报丧到最终下葬立碑都有一定的礼仪与制度，而在这一系列仪式制度之中，行状是丧家与官方沟通的枢纽性文书，在整个丧葬制度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行状在东汉荐举时代是指举荐官员奏上朝廷的载录被荐者生平家世及功德的履历，①至南朝时渐渐演变为官员死后记录其一生行事供朝廷定其谥号的公文。②到了唐代，行状职能更趋多样，除请谥、定谥之外，它还是官员碑铭及史传撰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材料来源。③
    唐代官员请谥定谥制度袭自东晋南朝，④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有资格请谥。⑤如果考虑到死后赠官等因素，⑥有资格请人撰写行状者会非常多。因此可以说唐代相当一部分中高层官员去世之后，家属都会撰写行状并上奏。因此行状是官员死后家属对其生平所作的第一次全面描述。
    由于行状最终将上奏朝廷，唐代行状有其独特的公文形态，最显著者为篇末有独立一段抬头为“尚书考功”的文字。⑦这是由于唐制规定，行状必须先交至尚书考功：
    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吏录行状中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⑧
    考功郎中的主要职责便是负责内外文武官吏之考课，《唐六典》规定：
    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其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⑨
    由此可见，历年的考课记录由考功作为档案保存，因此行状首先必须申奏考功，令其检覆存档的历次考课的功过记录，以保证行状所载事迹的真实。⑩正是由于有着这样须经官方审核的制度保证，虽然行状出于门生故吏之手，以亲故私家的立场记述死者生平，但其对于死者一生中种种未必体面的事迹却是无法回避的。以殷亮撰《颜真卿行状》为例，文中叙及颜真卿因与当时著名酷吏敬羽交往而遭贬斥之曰：
    上元元年秋，时御史中丞敬羽，徂诈险惨，班列皆避之，公曾与之语及政事，遂遭诬贬蓬州长史。(11)
    与奸臣酷吏“语及政事”，可谓颜真卿政治生涯中并不太光彩的一个桥段，《行状》对此的处理是低调的，但基本事实仍是清楚的。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此事在令狐峘所撰《神道碑》中被记述为：
    御史中丞敬羽，诈佞取恩，恶公刚直，乃以谤语阴中之。天威［赫］然，责命斯极，贬蓬州长史。(12)
    令狐峘将颜真卿因与敬羽交往而遭贬一事叙述成了敬羽构陷颜真卿，致使其遭到贬逐，完全扭曲了《行状》所叙之事。神道碑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官方的立场(详下)，如此叙事其后有其政治目的在焉，而出于私家的行状却由于将受到官方的检核而无法回避逝者一生中那些并不太光彩的事件。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出于门生故吏的行状虽难免有所虚美，但基本事迹是详尽可靠的，其中所展现的个人形象与历史细节应更近于真实。然而当行状呈递朝廷之后，国家权力便通过制度与惯例对行状中尚可谓近于真实的死者形象开始了一系列修正与塑造，而这一番重塑最重要的目的便是隐去某些事件的真相，使当时与后世的历史叙述保持官方所认可的口径。而这一番重塑的第一步便始于议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