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谥中的纷争除了受到死者生前恩怨所影响外，家属在其中的作用亦不可小觑。谥号的美恶自然会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一旦得到的谥号不佳，家属便会通过申诉迫使官方改谥，成功与否则仍旧取决于逝者生前的政治影响。许敬宗谥号的更定便是唐代此类事件中典型的一例。
    (显庆)三年薨……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白圭斯玷，有累清尘，易名之典，须凭实行。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请谥为缪。敬宗孙太子舍人彦伯不胜其耻，与思古大相忿竞，又称思古与许氏先有嫌隙，请改谥官。太常博士王福畸议曰：谥者饰终之称也，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若使嫌隙是实，即合据法推绳，如其不亏直道，义不可夺，官不可侵，二三其德，何以言礼？福畸忝当官守，匪躬之故，若顺风阿意，背直从曲，更是甲令虚设，将谓礼院无人，何以激扬雅道，顾视同列？请依思古谥议为定。”户部尚书戴至德谓福畸曰：“高阳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答曰：“昔晋司空何曾薨，太常博士秦秀谥为缪丑公。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万钱，所以贬为缪丑，况敬宗忠孝不逮于曾，饮食男女之累有逾于何氏，而谥之为缪，无负于许氏矣。”时有诏，令尚书省五品已下重议，礼部尚书袁思敬议称：“按谥法：既过能改曰恭，请谥曰恭。”诏从其议。(27)
    许敬宗在高宗立武后之时，大力赞成其事，并与李义府诬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致其贬死。自掌国史，又任爱憎为史传，当时饱受讥议，加之为财嫁女于蛮酋，因彦伯父昂与其宠婢私通而奏请流昂于岭外，袁思古谥之为“缪”，可谓得实。(28)而彦伯不满于袁思古所定谥号，诉于有司的同时，竟至“于路上欲邀击之”，(29)事情闹大之后，当然引起了高层的关注。户部尚书戴志德早于麟德二年同平章事，行事往往“推美于君”，(30)故高宗、武后皆对其深加器重，(31)其对于王福畴的“高阳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谥为缪？”的质问，不仅是中书门下受理其诉请后的例行公事，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高宗、武后的意见，显示了即使在许敬宗去世之后，高宗、武后对其仍颇为念旧，终究否定了代表朝廷舆论的太常所拟定的谥号。在这一事件中，许家的申诉是改谥的由头，但最终在其中起作用的仍是其生前的政治资源。
    从上述张说与许敬宗议谥过程中的曲折可以看到，谥号的议定是包括最高权力者--皇帝及高层官僚机构在内，各方面政治力量碰撞、角力、妥协的结果，一字褒贬背后，沉淀了逝者生前数十年间的政治经历与人事恩怨，而它们最终在他死后凝结为谥号，塑造了其人留给后世的基本形象。
    三、神道碑--虚美隐恶的宣传板
    中国古代，立碑从来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事。
    碑之起源，上追古帝皇之封禅，下及宗庙之祭祀，所追求的是万古不朽。官员身后，立于墓前，记述其家世功业者谓之神道碑。高耸于墓道前的神道碑，属于纪念碑的一种，它以其宏伟的高度在公共空间中形成注目的焦点，其文字同样会对观者造成强烈的印象，因此神道碑的建立往往带有强烈的昭示天下的政治意味。(32)故而碑自诞生之始便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资格立碑者必须有功业、德政或者高行可称。
    唐代制度直接规定了有资格立神道碑者的官位品级。《唐会要》云：
    旧制，碑碣之制，五品已上立碑螭首龟跌，上髙不过九尺，七品已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过四尺。若隐沦道素，孝义著闻，虽不仕亦立碣。(33)
    作为官员的特权，记载死者生平功业，具有强大的展示与宣传功能的神道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官方严格的控制。《新唐书·百官志》云：
    考功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死而传于史官、谥于太常，则以其行状质其当不；其欲铭于碑者，则会百官议其宜述者以闻，报其家。
    唐前期大臣多官为立碑，碑文亦往往诏名家撰作，如杜如晦、王珪碑文皆由虞世南所作，裴行俭碑则为张九龄所作，魏征、张说碑更系太宗、玄宗御制。(34)唐后期至五代，神道碑“诏撰”、“官立”的记载较少，但官方并未放松对神道碑文的控制：
    (后唐愍帝)应顺元年三月，故忠武军节度使孟鹄男遵古上言，乞立先臣神道碑。诏今后藩侯带同平章事已上薨谢者，并差官撰文宣赐。未带相印(35)及刺史以令式合立碑者，其文任自制撰，不在奏闻。(36)
    孟鹄官至忠武军节度使，未带平章事，准此诏，如孟鹄辈，今后立碑可不经奏闻。那么可以推测，此前凡所欲立碑者，应皆上奏，碑文或官撰，或须经过官方核准。此条虽系五代材料，但考虑到五代，尤其是后唐，基本承袭了唐后期制度，可以认为，唐后期对于官员神道碑之控制大抵亦如此。
    那么受到官方严格控制的神道碑文应有怎样的规范，《文心雕龙》对此亦有精当的阐释：
    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37)
    刘勰特别指出“属碑之体，资乎史才”，这是由于神道碑文必须对于逝者一生的事迹功业有详细的叙述，那么神道碑文中的这些内容必须有可靠的依据，而其材料来源即是逝者的行状。实际上，唐代文士在记述其为逝者撰写碑文的缘起之时，行状是常常出现的重要道具：
    述其行状，访余以铭勒之事。(38)
    以真卿天禄校文，叨太仆之下列；宪台执简，承谕德之深知。虽青史传信，实录已编于方册；而丰碑勒铭，表墓愿备于论譔。谨凭吏部员外郎卢僎所上行状，略陈万一，多恨阙遗。(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