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传的成立
    毫无疑问，今日我们对于古代社会的了解，绝大部分来自肇端于《史记》的正史系统，而正史最重要的材料来源，则系历朝历代所修撰的本朝国史。国史修撰有着古老的传统，同时也是历朝历代构建意识形态的重要环节之一，因此每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必须精心设计一系列制度来保证国史的修撰。由于太宗不甚光彩的继位方式，唐代的国史修撰在一开始便受到了太宗的高度重视，此后国史的修撰屡次成为各方政治势力角力的重要阵地。因此唐代国史，尤其是止于德宗初年的纪传体国史中的传记无疑是官方对于官员形象的直接塑造。由于五代所撰《旧唐书》，其德宗之前部分直接取材于唐代的纪传体国史，我们将这部分人物传记视为出于唐代史官之手，当无大误。那么唐代史臣利用何种材料撰作了这些传记，对于材料的去取之间是否有特别的政治含义，厘清这些头绪，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官方对于史传中人物的刻意塑造。
    与谥议和神道碑一样，史传亦渊源于官员家属上报至尚书考功的行状。曾任史官的刘知几与李翱对此都有明确的论述。
    翱以史官记事不实奏状曰：“臣谬得秉笔史馆，以记注为职。夫劝善惩恶，正言直笔，纪圣朝功德，述忠贤事业，载奸臣丑行，以传无穷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恶则众人无由得知，旧例皆访于人，又取行状、谥议以为依据。”(52)
    从文书的实际运作来看，韩愈所撰《董晋行状》文末云：“伏请牒考功，并牒太常议所谥，牒史馆请垂编录。”李翱所撰《韩愈行状》亦云：“谨具任官事迹如前，请牒考功、下太常定谥，并牒史馆。”(53)无疑，行状最终将交付史馆，成为国史列传最直接的蓝本。从宋王明清《挥麈录》所载宋代国史撰修的制度与实况，大抵可知唐代史馆的运作情形：
    徐敦立语明清云：凡史官记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时政记，则宰执朝夕议政，君臣之间奏对之语也；二曰起居注，则左右史所记言动也；三曰日历，则因时政记、起居注润色而为之者也，旧属史馆，元丰官制属秘书省国史案，著作郎、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状，则其家之所上也。……臣僚行状于士大夫行事为详，而人多以其出于门生子弟之类，以为虚辞溢美，不足取信。虽然其所泛称德行功业，不以为信可也，所载事迹，以同时之人考之，自不可诬，亦何可尽废云。度在馆中时见重修《哲宗实录》……据逐人碑志，有传中合书名，犹云公者，读之使人不能无恨。(54)
    徐敦立，名度，宰相徐处仁之幼子，(55)其所记北宋史馆中据径录碑志以为传记，唐代史官为时人作传，行状则是其最基本的材料。《旧唐书》德宗前有传诸臣，今尚有行状传世者，高宗时宰相薛元超为其中之一。薛元超，薛收子，薛道衡孙，《旧唐书》本传与杨炯所撰行状，可以发现薛振本传所记诸事完全节录自杨炯所撰《行状》，可知当日交付史馆的行状的确成为国史列传重要的材料来源。然而在另一方面，列传中所呈现的传主形象却与行状中的大相径庭。在《薛元超行状》中，(56)杨炯所描写的这样一些细节是本传所不录的：
    (高宗)后因闲居，谓公曰：“我昔在春宫，与卿俱少壮，光阴倏忽已三十年，往日贤臣良将，索然俱尽，我与卿白首相见。卿历观书传，君臣共终白首者几人！我观卿大怜我，我亦记卿深。”公感噎稽首，谢曰：“老臣早参麾盖，文皇委之以心膂。臣又多幸，天皇任之以股肱，誓期杀身报国，致一人于尧舜，伏愿天皇遵黄老之术，养生卫寿，则天下幸甚。”赐黄金二百镒。
    上幸九成宫，敕皇太子赴行在所，置酒别殿，享王公以下。时太子、英王侍皇帝酒，酒酣，公献寿曰：“天皇合易象，乾将三男震、坎、艮，今日是也。”上大悦，百官舞蹈称万岁，赐杂物百段，银镂锺一枚。
    上初览万机，公上疏论社稷安危、君臣得失。上大惊，即日召见，不觉膝之前席，叹曰：“览卿疏，若暗室而照天光，临明镜而睹万象。”此后宠遇日隆，每军国大事，必参谋帷幄。
    《行状》所叙这一切细节或许有所夸饰，但薛元超与高宗有着数十年的情谊，始终深得高宗信赖，这一点毋庸置疑。本传及《行状》都记述他曾因与上官仪交往而配流嶲州。上官仪因卷入高宗试图废黜武后事件被族诛，他在这一事件中受到牵连，以致流放，表明其在帝后之争中，始终站在高宗一边，武后将其配流远地，很可能出于剪除高宗亲信的考虑。弘道元年，高宗去世，薛元超即刻请求致仕。《行状》记此事远较本传“以疾乞骸”(57)的平淡叙述更能体现薛元超一生的立场--“俄以风疾不视事，高宗崩，舆疾往成都，抗表辞位，至于再至于三”。薛元超不顾病体，长途跋涉，坚决请辞的行为显示了他对高宗的忠诚与对武后的不满，这与上述细节中表现的他与高宗的情谊是一致的。然而这一切在薛元超本传中完全被隐去了，本传中的薛元超好荐引寒俊、能直言进谏，它力图塑造的是一个典型的称职宰臣的形象，然而薛元超与高宗数十年的亲密情谊与其不仕武后的政治立场则因为官方立场的“选择性失明”而完全被掩盖掉了。
    从谥号的拟定到神道碑的撰写乃至国史中传记的成立，唐代官员即使在死后仍旧经历着朝廷对他们的形象塑造，以此建构起官方的话语体系，并将其公之于众，传之后世。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死者生前的政治资源和人事纷争仍将继续发酵，而朝廷亦出于种种原因需要对死者形象加以重塑，因此原本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行状在经过精心刻意的改造之后，最终以谥议、神道碑以及史传的形式呈现在当时以及后世的读者面前，而历史的几多真相就此被层层掩盖。然而当这些不同层级却彼此相因的史料同时呈现之时，无数被刻意删落的细节便会一一浮现。这一切提示今日的研究者，史料并非是静态的平面的，每一种史料在其产生之际各有其特定的语境，它们产生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层类构造的过程，更多地关注不同层次史料间的差异，或许可以窥见更为丰富而真实的历史。
    本文曾提交“复旦大学中古中国共同研究班”讨论，承蒙各位同仁指正疏失，谨致谢忱！
    ［收稿日期］2011－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