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漩涡中的谥号
    行状最基本的功用便是朝廷议谥的依据。谥号渊源于西周，是国家对后妃、王公及一定品级的官员身后的一字褒贬，不仅代表着官方对其一生的定评，而且欲以此昭示后代，以为劝诫，故谥有美恶，即使美谥亦有等级之分。(13)身后尊荣的美谥掩饰了官员生前的种种瑕疵，更使其在生命消逝后仍享有荣名和美誉，所谓“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14)故而将美号谓之官员最后的欲望亦不为过。德宗时代的太常博士李虞仲在奏书中所谓“谥者所以表德惩恶，春秋褒贬法也。茆土爵禄，僇辱流放，皆缘一时，非以明示百代，然而后之所以知其行者，惟谥是观”，集中代表了官方对于谥号的认识。因此定谥在当时即被视作“国家之大典”，即使少数官员如令狐楚等遗命家属死后不得请谥，但朝廷仍要求其家“守彝章”、“准旧例”进行请谥，而不必在意死者的遗愿。(15)由此可见，请谥与否早已超越个人私事，成为国家塑造官员身后形象的重要步骤。
    从家属请谥、太常拟谥、尚书议谥到最终定谥，唐代对于官员谥号的确定与控制有着严格的制度。《唐六典》记载开元时代的制度云：
    其谥议之法，古之通典，皆审其事以为不刊。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吏录行状中考功，考功责历任勘校，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无爵者称子，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奏赐谥曰先生。(16)
    从实际运作上来看，大抵太宗时期太常定谥之后，诸朝官都可纠驳，(17)至高宗咸亨年间，许敬宗去世之际，议谥者似已仅限于尚书省官员。(18)此后这项制度始终严格贯彻，至五代北宋仍旧施行。
    行状在交付尚书考功审核合格后，便移交太常礼院，由太常博士撰写谥议，并初步拟定谥号。谥议必须叙述逝者一生重要事迹作为拟定谥号的依据，考功移交来的行状则是撰写谥议的当然的材料来源。今以谥议与行状并存的韩滉与独孤及为例，《独孤及谥议》所叙事迹皆见于《行状》，(19)而韩滉之《行状》与《谥议》皆出自顾况之手，(20)其渊源可知。
    太常初步拟定的谥号在覆申考功后，须经过尚书省官员的评议。都堂议谥会议的具体程序与仪制，唐代似无直接记载，北宋庞元英所撰《文昌杂录》中载录的宋元丰时期制度或可作为参证：
    礼部黄尚书上言：伏睹覆定臣僚谥议，其法：质明入内，废务一日。假故既频，事易停壅，欲乞自今集官覆谥，午刻入省。敕依，乃罢酒食。故事：尚书省集，请谥之家，自设醪馔，旧从官给，今方罢之。(21)
    十六日都省覆王韶已下谥议。左仆射王公式假，右仆射蔡公服药。传宣召左仆射赴省，左丞对席，右丞独坐于西偏。尚书侍郎、郎中、员外分左右曹，东西各重行。考功郎中、监仪御史坐北向。酒九行。仆射秉笔，有司赞揖。(22)
    然则在元丰年间更改会议时间之前，议谥会议都在清晨开始，持续整整一天。会议由考功郎中主持，参加者系尚书省所有官员，由左右仆射执笔写定。唐代的议谥仪制当去此不远。这样严正的与会阵容与长达一天的会议时间显示了国家对于定谥这一塑造官员身后形象的关键步骤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
    对于某些举足轻重或富有争议的逝者而言，这一集中了数十位清要官员的议谥会议往往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的角力场与其生前恩怨的展示台，所有的一切都将在这总结逝者一生功过的会议上爆发，纷竞的结果，有时候甚至惊动天听，最终由皇帝亲自调停，方得以了事。以张说为例。《通典》记载了议谥之际左司郎中杨伯成的驳议：
    (开元)十八年，太常寺谥赠太师燕国公张说为文贞。左司郎中杨伯成驳曰：“谥者德之表、行之迹，将以激励风俗，检束名教，固无虚称，是存实录。准张说罢相制云：‘不肃细微之人，颇乖周顺之旨。’又致仕制云：‘行亏半古，防阙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众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得逭诸。’谥曰文贞，何成劝沮！请下太常，更据行事定谥。”工部侍郎张九龄又立议，请依太常为定。未决。玄宗为制碑文，赐谥曰文贞。(23)
    张说自玄宗在东宫时即为侍读，在迫使睿宗让位的关键时刻进言劝立太子监国，最终促成了玄宗的上位，又劝玄宗早除太平公主，故此在玄宗诛杀太平、最终掌握政权之后，立即征拜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其后抚同罗、平党项、征河曲、置彍骑、掌集贤、校图书，文治武功，彪炳史册，开元时期的安定局面，张说可谓有功。开元中，宇文融得势，检括天下逃户，张说以其扰人不便，遂多抑其奏请，故与宇文融不协。时中书主事依仗宰相势力招贿纳财，又私度僧，往来与张说占卜吉凶。开元十四年，宇文融遂与崔隐甫、李林甫以此为借口，弹奏张说招引术士，夜解天象及招引贿赂。与卜筮之人交通观象，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罪名，杀身甚至灭族都是可能的结果。因为高力士的求情，张说被免去了中书令一职，而宇文融等仍恐张说复用，遂继续密奏毁之，次年，玄宗遂诏张说致仕，开元十八年卒。(24)张说去世之时，当年弹劾他的宇文融已于上年贬昭宗乐平尉，崔隐甫因丁忧去官，李林甫羽翼尚未丰满，朝中已无张说政敌，而玄宗得知张说死讯之后“憯恻久之，遽于光顺门举哀，因罢十九年元正朝会”，并于赠张说太师的诏书中对张说一生的功绩褒贬有加，(25)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玄宗对当时罢免张说事件的追悔。故而太常初谥“文贞”，很可能代表了玄宗的立场。提出反对意见的杨伯成，仅在开元二十三年议改五服制度之时参与过意见，(26)从现存史料来看，本身并无党附某派的嫌疑，他在此时提出驳议可能仅仅由对于礼制的精熟与执著。但一旦当年的政治斗争被摆到台面上，尤其是当时罢相与致仕制书中具有谴责意味的评语被再次提起，是否应该给张说“文贞”这样的美谥，立刻便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身任工部侍郎的张九龄大力主张依从太常所定谥号，但仍未能主导会议的方向。可以想见，当时会议之上，数十尚书省官员议论纷纷，逝者一生的功过再次被反复咀嚼。正反双方，各持己见，以致最终也未能在会议上定下张说的谥号，直到玄宗为张说御制神道碑文，赐谥“文贞”，方才最终平息了这场谥号之争。但是所谓“赐谥”或许反映了“文贞”两字只是皇帝特别的恩典，它并不代表包括整个官僚机构在内的官方对逝者的定评。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逝者生前一旦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其所造成的后果仍将以各种方式在逝者身后对议谥会议起着相当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