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吸取西方妇女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妇女史的视角对雅典民主政治进行了研 究,在拙著《古希腊的妇女--文化视域中的研究》(2001年)中提出:在古典时代达到 全盛的雅典民主政治只是占雅典人口少数的男性公民的民主,它把广大妇女、外邦人和 奴隶排除在外。而且,为了消除男性公民之间的纷争,缓和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民 主政治加强了对妇女的控制,从而使雅典妇女比先前时代地位实际上更为降低。这一结 论可以促使我们反思以往对雅典民主政治的认识。 美国学者高彦颐的著作《深闺之师:17世纪中国的妇女文化》(1995年)叙述了17世纪 中国江南地区上层妇女的生活状况。她利用当时精英女性创作的诗文,包括她们对缠足 的歌颂,说明受到良好教育的精英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谓中国妇女在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都是受害者的概念,是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人士为了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构造出来的②(注:参见定宜庄:《对美国学者近年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回顾》,载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9期。)。她的这种解释也许不太确切或不全面,但可以提 醒人们看到不同妇女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话语权对历史记忆的作用。 总之,妇女研究可以为当代史学提供以往历史中“缺席”的人类另一半--女性的经 验,促使人们以新的双重视角来重新审视人类的过去。 三 如前所述,妇女史研究是在当代史学变革的潮流中兴起的,像法国年鉴派等注重更新 观念的新史学流派一样,妇女史学家也在史学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妇女史理论,不断 提高研究水平,使妇女史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研究的 对象、途径和分析范畴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妇女史把目光对准了全体妇女,并逐渐把研究的重点由知名妇女 转向了普通妇女。在中外学者撰写的大量妇女史著作中,不仅克列奥佩特拉、贞德、伊 丽莎白、武则天、木兰、班超、蔡文姬、李清照等女王、女英雄和才女得到了记载,许 多默默无闻的普通农妇和女工也成了历史叙述的对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上最受 人歧视的妓女也同样成了史书中的主角。娼妓阶层是妇女史关注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 年代以后,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明显加强。学者们就中国古代的官妓、歌妓和近 代上海等地的娼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苏智良对特殊娼妓群体,即被迫为侵华日军提供 性服务的慰安妇进行了长达8年时间的调查研究,写成了《慰安妇研究》(1999年)一书 ,揭露了日军对妇女进行的惨无人道的性奴役的罪恶行径,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和新闻 媒体的广泛关注。美国历史学家贺萧在《危险的愉悦》(1997年)一书中,用后结构主义 的方法对20世纪中国的妓女进行了考察,说明了社会变迁与这一群体的关系。 从研究的途径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状况和两性 关系进行研究的过程。大约从20世纪80年代起,妇女史学家注意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孤 立地讨论妇女问题,或者简单地把妇女史填入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历史的空白之处的缺 陷,开始把研究重点放到了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探讨上。美国学者艾斯勒根据丰富的考古 证据写成了名著《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1988年)。在书中,作者着重对西方 史前男女两性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考察,创造性地提出人类社会存在着男女合作的伙伴关 系与男性中心的统治关系两种组织模式的构想,并大胆地用进化论理论解释了人类社会 文化转型的原因。尽管该书中的一些结论有“灾变论”之疑,并不完全正确,但它无疑 是当代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艾斯勒著作的影响下,闵家胤等17名中国学者组成了中国 伙伴关系研究小组,合作写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变奏》(1995年)一书,该书从考察中国 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背景入手,阐述了从史前到当代中国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演变的历程 。 从研究的分析范畴来看,妇女史经历了一个把社会性别(gender,也译作性别)作为基 本的分析范畴,到超越性别,根据多重社会身份来研究妇女的过程。 “社会性别概念”的提出以及它被用作历史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妇女史研究在理 论上的重大突破,也是妇女史对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早在1974年,美国学者 盖尔·卢宾就提出了“性/社会性别制度”的概念。她认为,社会性别是社会强加的两 性区分,它是性(sexuality)的社会关系的产物。1976年,琼·凯利-加多提出,应当 把社会性别看作如同阶级和种族一样的分析社会制度的基本范畴。1988年,美国女性主 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发表了著名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指 出: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途径,它成为表示“文化构造”的一种方式,表明 社会造就了男女不同的角色分工①(注: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91页;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 店1997年版,第156、17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