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少妇女史学家用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范畴来研究历史，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著 作。由杜比和佩洛特任总主编的五卷本著作《西方妇女史》（1992-1994年）以若干专题 论文的形式，考察了从史前到现代西方女性的历史活动经验，论述了社会性别的建构方 式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组织过程。美国历史学家诺顿的著作《开国的 母亲和父亲们》通过对1620-1670年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的考察，从家庭、社区和国家 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性别权力与美国社会形成的关系，以充分的史实说明，不同的文化 决定了社会性别②（注：Mary Beth Norton,Founding Mothers and Fathers,New York, 1996,p.5.）。中国学者杜芳琴在她的《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1998年）中，阐 述了中国华夏族性别制度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在用社会性别范畴分析中国历史方面作 出了可贵的探索与尝试。
    当西方妇女史学家经历了数年把社会性别概念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实践，而中国妇女史 学家还在争论是否以及如何把这一概念本土化之时，琼·斯科特于1996年撰写论文，提 出应当把“差别”作为妇女史学的分析范畴。1998年，弗里德曼又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发 表了超越“社会性别”一文，提出了社会身份疆界说，主张根据阶级、种族、性别、宗 教、移民的原籍等多元主体身份来研究女性。这些思想对于妇女史研究的影响还有待于 史学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来检验。
    从研究知名妇女到关注普通妇女，从孤立地考察妇女状况到结合男性来研究，从把社 会性别作为妇女史研究的基本范畴，到超越社会性别，妇女史研究以一种不断自我更新 的精神为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
    四
    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妇女史是史学新方法的实验场所。在史学研究自下而上取向的 趋势中兴起的妇女史研究，自然把目光投向在历史上沉默的妇女和普通下层人民，而能 够复原声音的口述史就成了妇女史写作的一个重要方法。
    中国旅美学者王政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1999年）是用史学新方法研究中国妇女 史的一次成功尝试。该书从社会性别的角度，用口述和文本对比的方法来研究“五四” 新文化运动时期女性的经历。为此，她采访了十多位1900年出生的女性，从中选出五位 女性作为书中第二部分“被遗忘的女英雄”的主人公。通过对她们叙述的记载和解释， 再现了被历史遗忘的一些中国女性的奋斗历程①（注：参见亦平：《被遗忘的女英雄》 ，《中国妇女报》，2000年11月27日。）。
    中国满族学者定宜庄用口述史的方法写成了《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 历史》（1999年）一书。她通过对十余名满族老年妇女亲口讲述的个人经历的辑录，了解 到这些旗人妇女对自己出生的民族是否具有、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 、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以及辛亥革命后她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②（注：郭 松义：《中国革命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口述史的方法不但弥补 了历史文献资料不足的缺陷，而且也为我们重读和从新的视角解释原有的史料奠定了基 础。
    妇女史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妇女史学家对相关学科的可借鉴 的理论与方法也采取了积极吸纳的开放态度。
    社会学的理论与妇女史研究关系密切，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和家庭功能等理论都对 后者的研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学 说更是对妇女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哈贝马斯认为，在充分发展的古希腊城邦中， 城邦（Polis）对于自由公民是共同的，它同私人领域严格分开。公共生活发生在市集（ag ora），而私人领域则依附于家宅（oikos）③（注：参见邓正来、J.C.亚历山大编：《国家 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124页。）。哈贝马斯的这一学说与 地理学的空间理论相结合，使妇女史家产生对研究男女两性的活动空间的兴趣。
    高彦颐在论文《“空间”与“家”》中对于中国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进行了研究 ，说明明清妇女的活动空间大大超过了闺房的界限，对陈东原著作《中国妇女生活史》 中“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历史”的说法提出了挑战④（注：载 《近代中国妇女史》（台北）1995年第3期。）。
    邓小南在《六至八世纪的吐鲁番妇女--特别是她们在家庭以外的活动》一文中，通 过对吐鲁番墓葬出土的各类文书和文物的研究，说明吐鲁番妇女在家庭以外的经济、法 律、宗教领域中都有所作为，展示了一幅与人们通常想象不同的妇女生活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