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致力于研治“中古民族文化之史”
    陈寅恪先生（1890-1969），江西修水人。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戊戌维新前后 在湖南推行新政。父陈三立，晚清著名诗人。陈寅恪少年时就在家中阅读了大量古代典 籍，熟悉经史，他对文集、小说至佛典，无不浏览。又曾随长兄衡恪赴日本求学数年。 1910年起，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 、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大学攻习比较语言学及其他人文科学、佛学，共达十余年之久。 回国后，先后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 言所历史组主任。抗战期间，随清华大学辗转南迁，到西南联大任教。曾被英国牛津大 学聘为教授，但因太平洋战事阻隔，未能成行。1948年，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 院系合并后为中山大学教授，直至1969年逝世。在此期间，他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 员，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主要著作有：《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寒柳堂集》、 《柳如是别传》、《金明馆丛稿初编》及《二编》。
    陈寅恪在国外长期留学和从事研究的经历，使他谙熟西方近代治史方法，在人文科学 领域获得广博的学识。他又有惊人的记忆力，且经过多年的艰苦学习，具备了阅读蒙、 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文的 能力，这些都成为治史十分有用的辅助工具。同时，他与同时代学者王国维、陈垣、胡 适等人一样，熟悉乾嘉学者严密考证的治史方法，将之与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因而在学术上达到很高的造诣。王国维逝世后，陈寅恪为他的遗书作序，云：“先生之 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 ，殆可举三目概括之者。”此三项是：
    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二，“取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
    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此三项，可以视为中国近代新考证学的共同特点。陈寅恪正是这样看的：“他日吾文 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这三类之外。”（注：陈寅恪：《王静 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显然也 把自己包括在内。王、陈着重研究的领域有所不同。王国维主攻的是上古史。陈寅恪长 期致力的范围是“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此见于他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一 文中对自己的界定。他的治学风格是：采用了近代西方学者所重视的语源学、比较研究 、民族文化关系、因果关系等“外来观念”和方法，与本国文献和乾嘉学者考证方法结 合起来，既善于钩稽史料、抉幽阐微，又具有比他的先辈们广阔得多的眼光，从比较和 联系中探求一个历史时期带全局性的大事。即是说，陈寅恪治史的特点在后两项，“取 异族之故书与我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论隋唐制度之渊源
    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方面致力研究30多年，把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推进到一 个新的阶段，“为我国后来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出发点”。（注：金应熙 ：《陈寅恪》，见《中国史学家评论》下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7页。） 《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称誉陈氏论著中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与制度的观点，其研 究之缜密，立论之严谨和说服力之强，都是以前同类著述里所未曾有过的。并说“此书 的每一章节都很得益于陈的研究成果”。
    完成于40年代初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关于隋 唐史的两部名著。在前一书中，他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各种制度的渊源和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