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吐蕃之关系更加复杂。唐时，吐蕃强盛延及二百年之久，加上唐皇室把关陇地区 作为全国重心，因此，唐代不能不在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策略，而竭尽全国武 力、财力向西北进取，对付吐蕃。这项政策“不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赵宋 数朝之国势亦因此构成”，导致契丹、女真在东北崛起。在唐玄宗时，“华夏、吐蕃、 大食之大民族皆称强盛，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 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利吐蕃，而断其与大食通援之路”。“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 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 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注：以 上引文均见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两《唐书》、《通 鉴》所载韦皋、韩滉、李泌等提出的联合回纥、南诏、大食的议论，正是 当时君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而提出来的。
    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及唐代政治史演进主线的考证和论述，充分体现出他治史的通 识。他有开阔和敏锐的眼光，他精熟于史料，融会贯通，对一些别人不注意的材料也能 以独到的识见发现其价值，力求从总体上，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中探求历史演 进中带规律性的东西。因此，《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在 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在解放前读过的研习隋唐史的学者，“无不惊呼大开了眼界，有 茅塞顿开之感”。（注：胡如雷：《读<汪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 文史知识》1982年第6期。）
    把握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述的主要脉络后，我们可以综合此书及前述《隋唐制 度渊源略论稿》，进而探讨陈寅恪独特的治史方法。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同为20世纪中国新考证学派的杰出学者，各人又表现出不同的 学术个性。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著称，陈垣则擅长义例法，在宗教史、文献学上有 卓越建树，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则可以概括为：因小见大，兼擅严密考证与义理阐释。
    陈寅恪此一治史特色，又可分开两项论述：
    一、以小见大，从别人不注意处发现历史的“关节”点，通过联系分析，揭示出有关 历史演变的重大问题
    唐初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局面及其变化是认识唐代政治史的关键。“关中本位政策 ”是陈氏对唐代政治史的一个主要理论概括。此项政策，由北周宇文泰所开创，唐初继 续实行。其特征是“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页、第4 7页。）具体言之，即“宇文泰当日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 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 柱国即其代表也。当李唐初期此集团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室与其将相大臣几全出于同一 之系统及阶级，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 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室亦为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一统治阶级之存在也”。（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48页、第47页。）李唐皇室维持“关中本位政策”所采取的 措施是使李唐皇族与北周以来勋贵之后裔在物质上同一利害，精神上有共同维系之纽带 ，依附古昔、称关中地区为历史上汉化发源之地此点尤为重要。武则天柄政之后，唐朝 在政治、军事、社会、文化各项均与初唐判若两端，究其根本原因即为关中本位政策遭 到废除。故唐初“胡汉文武为一体”及其变化实是认识唐代政治史的关键。此一全局性 的认识，恰是陈寅恪以如炬的目光，从史料中发现别人所不曾注意的问题，并广泛联系 各种材料，逐步深入分析得来的。
    陈寅恪首先揭示出李唐皇室世系记载存在的漏洞。《新唐书·宗室世系表》所载，李 渊先世为陇西名门李暠，四世祖李重耳因西凉国亡奔宋，为汝南太守，后魏克 豫州，以地归之，拜恒农太守，复为宋将薛安都所陷。三世祖李熙为后魏金门镇将。
    陈寅恪根据多方面史料考证，指出此言李重耳为宋汝南太守一事，乃绝不可能。因为 ，“既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其时必在元嘉二十七年。当时前后宋之汝南太守其姓 名皆可考知，郭道隐则弃城走，徐遵之则去郡，陈宪则先行郡事，后以守城功擢补实官 。故依据时日先后，排比推计，实无李重耳可为汝南太守之余地”。（注：《唐代政治 史述论稿》第4-5页。）不可能有的事说成有，这就使人怀疑有关李唐皇室世系的记载 或许经过讳饰编造。陈寅恪又从其他史料中发现讳饰假托的蛛丝马迹。《新唐书·宗室 世系表》言“为宋将薛安都所陷”，即为薛安都所擒。据《宋书》及《魏书》有关的传 ，李初古拔的经历正好与李重耳父子极相似。李初古拔任弘农太守，父子与屯汝阳的永 昌王关系密切，李初古拔被擒在元嘉二十七年闰十月。“故以时日先后、地理接近及人 事关系论，李初古拔殆于未被擒以前曾随永昌王屯兵豫州之境，因有汝南太守之授。然 则此唐室谱牒所言之汝南太守实非宋之汝南太守，乃由魏之汝南太守所修改而成者也” 。（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页。）又，《魏书·薛安都传》云：“（安都）仍执（李 ）拔等南遁。及世祖临江，拔乃得还。”综合上述史料，陈寅恪合理地得出推论说：“ 是李初古拔原有自北至南复自南还北一段因缘，李唐自述先世故实，竟或因此加以修改 ，以傅会李重耳之由北奔南，又由南归北耶？幸赖其与他种记载符合及矛盾，留一罅隙 ，千载而后遂得以发其覆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5页。）“故今假定李唐 为李初故拔之后裔，或不至甚穿凿武断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 页、第11页、第12页。）再考《唐会要》、《元和郡县图志》等所记载，李渊之高祖李 熙、曾祖李天赐在李唐称帝后均追赠尊号，建陵于河北赵州昭庆县。父子共茔而葬，是 族葬的规例。陈寅恪又举出河北省隆平县所存唐光业寺碑文（开元十三年杨晋撰）的颂文 中却写首：“维王桑梓，本际城池。”此乃为唐皇室编造氏族来源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李熙、天赐父子共莹而葬，即族葬之一证。光业寺碑颂词复有‘维王桑梓’之语， 则李氏累代所葬之地即其家世居住之地，绝无疑义，而唐皇室自称其祖留居武川之说可 不攻自破矣。”（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页、第11页、第12页。）故陈寅 恪得出结论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 ，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记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 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 8页、第11页、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