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根据《魏书·房法寿传》附《景先传》、《北史·崔逞传》附《崔休传》、《魏书 ·崔光传》等史料，陈寅恪遂概括出这些原先南朝士人因通晓礼仪而见重于北魏此一具 有重要意义的结论：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 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注：陈寅恪：《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陈寅恪更进一步指出了上述隋文帝命牛弘、辛彦之采梁礼及北齐仪注以制订朝礼这一 历史关键，他明确提出不同于常人所见的独特观点，即隋代礼仪制度并不依北周之制， 而主要采用梁代及北齐仪注：
    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 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入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 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 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 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这里实有两项均为发前人未发之覆。一为隋文帝所采梁礼，包括了南朝后期的礼仪； 二为隋文帝所采北齐仪注，乃包括自东晋至南齐，是继承汉、魏、西晋以来中原礼制之 遗产，而在南朝发展演变者。陈氏又举出《隋书·薛道衡传》及《高祖纪》载薛道衡先 预修齐礼，后又参加制定以齐礼为依据之隋制；《刑法志》云，隋开皇元年“更定新律 ”，“多采后齐之制”；《唐会要》载，唐武德元年制定新律，“因隋开皇律令而损益 之”：均证明北齐礼制为一重要集结，为隋唐制度所直接采用。
    二、在北魏、北齐这一隋唐制度之主要来源中，有河西文化之支脉
    此点尤为历来学者之所忽视，而为陈寅恪研究中古时代“民族文化之史”的重要创获 之一。首先提出《隋书》、《周书》所载苏绰、苏威父子两代相继在北周、隋制定律令 礼法中所起的不平常作用。杨素与苏威在隋文帝时同以宰辅之职监领修撰五礼。但二人 情况有不同，苏威更得隋文帝器重。《隋书·杨素传》称，杨素与牛弘同志好学，研精 不倦，多所通涉。而据《隋书·苏威传》，高祖却曾对君臣言：“杨素才辩无双，至若 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隋文帝如此特奖苏威“斟酌古今”，说明苏威能 谙熟制度沿革得失，此乃有其深刻的家学背景。《苏威传》又载：“俄兼纳言民部尚书 。初威父（绰）在西魏以国用不足，为征税之法，颇称为重，既而叹曰：‘今所为者正如 张弓，非平世法也。后之君子谁能弛乎？’威闻其言，每以为己任，至是奏减赋税，务 从轻典，上悉从之。隋承战争之后，宪章踳驳，上令朝臣厘改旧法，为一 代通典，律令格式多威所定，世以为能。所修格令章程并行于当世，然颇伤苛碎，论者 以为非简久之法。”苏绰在北周以博览群书、熟悉历史掌故闻名当朝，为群臣所不及， 《周书·苏绰传》记载有很典型的事例：“绰少好学，博览群书，尤善算术。属太祖（ 宇文泰）与公卿往昆明池观鱼，行至城西汉故仓地，顾问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苏 绰博物多通，请问之。’太祖乃召绰，具以状对，太祖大悦。”
    陈寅恪认为，苏绰在北周时深受宇文泰赏识，子苏威受其影响，始终关注一代典制利 弊，以至监领修撰朝廷礼仪，这段史实决不可轻视，它透露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 文化特点的重要信息。其论云：
    苏绰之所以遇合宇文泰之一段因缘，实可藉以觇古今之变迁。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 ，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 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注：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第9页、第10-11页、第16页。）
    中古时代学术文化与家族及地域两项关系密不可分，这一论点，实际上是陈寅恪从大 量的史料中概括出来的，由于他的考辨和分析，使原本似乎各自孤立无关的材料显示出 其内在之关联，长期以来幽暗不明的一段历史因缘得以凸现出来。从地域的视角，一个 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为隋文帝撰修王礼的牛弘、辛彦之，居然都是河陇地区之士人。
    牛弘，安定鹌觚人，据《隋书》本传记载，弘于开皇初任散骑侍秘书监。弘以典籍散 佚，上表请开献书之路，为隋文帝采纳，献书一卷，赐缣一匹，一二年间篇籍稍备。三 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后除太常卿，九年，文帝诏弘 与姚察、许善心等正定新乐。嗣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拜吏部尚书。时隋文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等讲论新礼轻重增删，弘 所主议，众咸推服之。传末还有史臣赞语：“牛弘笃好坟籍，学优而仕，采百王之损益 ，成一代之典章，汉之叔孙不能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