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室改易氏族郡望，实非特例，而符合中古时期之通例。陈寅恪引《隋书·经籍 志》史部谱序篇云：“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 魏者；九十二（九？）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其中国士人则第其门阀，有 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及周太祖入关，诸姓子孙有功者，并令为其宗长，仍撰 谱录，纪其所承，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他认为，前者指魏文帝改胡姓为汉姓，后 者则专指汉人而言，“李唐之称西凉嫡裔，即所谓‘并令为其宗长，仍撰谱牒，纪其所 承’，其改赵郡郡望为陇西郡望，即所谓‘又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岂非寅恪之假说 得此史文而益证实耶”？（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6页、第8页、第11页、第12页。 ）李唐姓氏的改易过程，实则反映出陈寅恪所特别重视的胡汉文化问题。这里包括他所 论证的三个方面：1.“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 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页。）具体事实是，李熙、李天赐所婚，都是汉族。至 李昞妻独孤氏，李渊妻窦氏，李世民妻长孙氏，都是胡族。胡李唐皇室，乃混杂胡汉 血统。2.“世系改易之历程，实不限于李唐皇室一族，凡多数北朝、隋唐统治阶级之家 ，亦莫如是”。（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3页。）宇文泰改易姓氏的做法是，改易 西迁关陇汉人中之山东郡望为关内郡望，以断其乡土之思。并附会其家世与六镇有关， 以巩固其六镇团体的情感。李唐改其赵郡郡望为陇西，正是此一时期所为。隋唐两朝继 承宇文泰之“关中本位政策”，其统治阶级自不改其歧视山东人之观念，隋唐两朝依旧 假冒弘农杨震、陇西李暠之嫡裔，其真实心态正由于此。3.自唐初至高宗统御之前期 ，将相大臣均为“融合胡汉文武”为一体的关陇集团之后裔。武则天柄政，实行进士科 取士，江左人士遂得以文才上进朝列，关陇集团垄断朝政的局面遂告崩坏。故陈寅恪得 出如下论断：“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注：《唐代 政治史述论稿》第18页、第25页。）
    二、推求变化之故，从联系中概括出通例性的认识
    例证一：分析藩镇割据的种族文化根源。
    陈寅恪认为，唐代藩镇割据有深厚的种族文化背景。“唐代中国疆土之内，自安史乱 后，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 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 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 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 在也”。（注：《唐代政治史述稿》第18页、第25页。）此一通例性的认识，是从多项材 料的分析中归纳而得的。其典型史料，除了前面提及的杜牧所撰卢秀才墓志铭称河北燕 赵之地，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外，又举出：《通典》所载杜佑建中时所上《省用 议》云，田悦之徒“暴利暴赋，唯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董召南在长安连应进 士试不中，欲北走河朔，韩愈写《送董召南游河北序》，称“风俗与化移易”，“董生 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怀抱利器，郁郁适兹土，吾从其必有合也”。陈寅恪将收集 到的这类材料联系起来分析，得出结论说：“可知当日河北社会全是胡化，非复东汉、 魏晋、北朝之旧。”（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6页。）从而阐明当日长安集团与河 北集团政治文化对立之形势。
    陈寅恪又查阅《新唐书·藩镇传》，并与其他有关记载相参考，又做出两项实质性的 概括：“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 ，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代安史乱后之世 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注：《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7页。）且又作进一步的探究：河朔地区当玄宗之世，竟成为一 胡化之区域，则必然在此之前有大量胡族之迁入。“其远因为隋季之丧乱，其中因为东 突厥之败亡，其近因或主因为东突厥之复兴”。而唐玄宗之所以将东北诸镇之重任付与 安禄山，其主要原因便是安禄山混合血统胡人之资格与河朔胡化程度极深正相适应，必 须有像他这样的武力与权术兼具的人才，才能作为此一复杂的胡化地区的主将。
    例证二：分析民族盛衰之连环性。
    宋祁在《新唐书·四夷传》总序中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当与中国抗衡者有四： 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 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宋祁讲了环唐朝周边外族盛衰之 先后次序，却未能进而分析外族盛衰之原因。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则在 严密考证的基础上进行义理的阐释，推究诸外族“其所以盛衰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