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中国北部诸外族中，突厥最为强盛。隋末群雄并起之时，薛举、窦建德、 王世充、刘武周之辈虽各自割据称主，却俱北面向突厥称臣。“东自契丹，西尽土谷浑 、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 引以为援”。（注：《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条上。）陈寅恪更指出，唐 高祖李渊起义时，不仅遣刘文静往突厥求援，高祖本人且称臣。此一史实在唐初诸多历 史记载中均被讳饰，但《旧唐书·李靖传》中却透露了史实的真相：“太宗初闻靖破颉 利，大悦，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高祖） 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 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是则当隋末唐初之际，突厥称雄于亚洲 广袤区域。可是，唐太宗在10年之后，却能以建国未久唐朝一举而覆灭突厥，原因何在 ?陈寅恪的结论是：“固由唐室君臣之发奋图强，遂得臻此，实亦突厥本身之腐败及回 纥之兴起二端有以致之也。”（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7、128页。）为此，他先 举《通典》中所载颉利拘禁大将突利，疏远族类，虐待民众，致使诸部携贰。又遭频年 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饥，人不堪命，内外叛之。再据《旧唐书·回纥传》，证明突 厥之西有回纥、薛延陀之兴起，“故授中国以可乘之隙”。（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第127、128页。）充分说明陈寅恪治史视野之开阔和目光之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