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和拉美研究相对较少。古代主要涉及环境变迁与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玛雅古文明的兴衰。哥伦布到美洲后，全球实现了人口、疾病和物种的跨洲交流；森林过度砍伐和经济作物种植对土地的过度利用促使殖民政府进行并不成功的环保立法和实践。独立后，都处于环境开发、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印度学者M.加德吉尔和R.古哈的研究不仅实证地解释了印度人与环境关系的发展，还具有理论意义。他们认为，生产方式是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但如果不把它与具体的生态环境如土壤、水源、动植物、矿产资源等联系起来，就不能唯物地解释历史发展。 （注：M. GadgilandR. Guha, Thisfissured land: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India,Berkeley,1992, p.12.）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工业化，公害严重，民间抗争加强，公民政治发展。中国环境史资料和内容非常丰富，可惜研究不够而且分散。1993年台湾中研院经济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学院联合在香港召开讨论会，在亚洲和世界范围探讨中国人的环境观、环境与聚落、环境与边疆人口、生态环境与经济之互动、自然环境与水利灌溉、气候与农业生产、流行性疾病、民间和官方对环境的不同认知等。（注：尹懋可、刘翠溶编，《积渐所止：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湾中研院经济所，1995年。）澳洲主要涉及殖民者带来的人口、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的入侵，以及环境管理与保护政策。对北极和南极大陆的研究刚刚起步。
        环境史的理论是逐步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所谓环境史理论就是要找出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因果律。这种普遍的、逻辑的因果关系是从一个个具体的、特殊的事件中抽象出来的。否则，环境史就变成了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具体事件的堆砌。当然，在抽象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最终形成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统一的因果关系即环境史理论。A.克罗斯比通过分析欧洲殖民者用“生物旅行箱”代替土著人的生态体系进而征服土著人第一次把生态进程纳入历史研究（注： A.Crosby,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Biologicalexpansionof Europe 900-19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W.韦伯通过分析大平原上的居民为了适应当地生态特点而改变在东部已行之有效的技术， 从而把技术进步整合进环境史研究。 （注：W. P.Webb,Great Plains,New York, 1973.）W.克罗农分析了印地安人自给自足的生计经济和殖民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利用环境的不同模式，揭示了环境形成人类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反过来影响和形成了环境的思想。（注：W.Cronon,Changes in the Land:Indians,Colonists,and the Ecology ofNew England,New York,1983.）J.玻金斯用库恩的科学革命模式分析了美国农场主为什么喜欢机械化和化学化的生产方式，而不用生物化的管理方式；进而分析了介于农场主和化工厂之间以政府和议会为代表的政治体制的作用。这就把生态、经济、科学和政治有效地联系起来，发掘出环境史理论的内部动力机制。（注： J. Perkins,Insects,experts and the insecticide crisis,New York,1982.） C.麦茜特进一步发展了环境史理论，不但把社会和人文科学纳入知识范围，还把包括人类的生物性再生产及其社会化的人口再生产看成是环境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注：C. Merchant, Thetheoreticalstructureofecological revolutions,in C.Miller & H. Rothman（ed.）， Outofthe Woods, pp.18-27. ）环境史学家的这些努力逐渐形成了能对色彩斑澜的历史事件进行组织分析的人们认可的历史理论。环境史学家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历史的认识和把握更加客观和准确。（注：B. Leibhardt,Interpretationandcausal analysis:the theori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Review,Spring 1988,pp.28-33.）基本理论建立后，各种专业理论相继出现，例如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种族主义、绿色殖民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等等。
        环境史理论的发展对传统的世界史编撰思想形成强大挑战。环境史学家克罗农指出：“人类并非创造历史的唯一演员，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如果在撰写历史时忽略了这些能力，写出来的肯定是令人遗憾的不完整的历史。”（注：W. Cronon, Theusesofenvironmental history, EnvironmentalHistory Review,Vol.17,No.3（1993），p.18.）人类历史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是循环史观：在现代是进步和现代化或发展史观；70年代后正在形成一种生态学与发展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史观。古代人类历史主要以神话或其他形式的故事来表现，用天道来附会人事这种互渗律来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循环史观。在欧洲表现为世界处于创生、衰亡、再创生、衰亡的不断循环的永恒过程中；在中国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循环论，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索无往不复的循环。16世纪以后，人类与自然分离，人类把自然当成有规律的客观实在加以认识和利用，并把自然不断进步的观念逐渐应用于以人为中心的人类历史及其社会，提出进步史观。黑格尔、马克思都给出了世界历史进步的图式。这种进步史观既有目的性，又有伦理价值判断，是持续上升的单线进步。两次世界大战打碎了欧洲人的进步美梦。不过，二战后进步思想在美国重新抬头，作为现代社会的典范，美国人提出了现代化或发展史观。现代化实质上是美国化，发展是对已发展事实的模仿。当时第三世界国家被称为“不发达国家”（ undeveloped），但不被接受，认为有贬义；后改为“发展中国家”（developing country），可以接受，因为即使排在发达国家之后，但至少表明已走上正确道路。实际上，以现代化书写历史，容易割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联系，进而把传统看成是静止不变的。（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9、38页。罗荣渠老师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和中国），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或发展理论不同于西方各种流派的现代化理论。他注意到了伴随现代人进程而来的严重全球性生态危机，指出现代化的出路在于超越现代化，呼吁建立“瞻前顾后、惠及子孙”的新发展观。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5、51页。）以发展为主线的问题在于把不符合这个取向的历史事件统统排除在外或被认为是非典型的例外。如古典文明的断裂与消失，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恶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等。到了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理论几经修正乃不可避免的失灵了。发展理论也被不断修正并逐渐与生态学结合，重新把人与环境的关系整合进世界史，冲破了传统发展理论中存在的发展必然造成环境恶化、保护环境必然抑制发展的困境，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中心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