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于1972 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世界环境会议。 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名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布伦特兰报告，明确给出了定义即“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全球各国意见，发表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进一步具体化了布伦特兰报告中的定义。指出这个概念决不包含侵犯国家主权的含义；要达到这一目标涉及国内合作和国际均衡，要建立一种支援性国际经济环境；要维护并提高支撑生态抗压力和经济增长的自然资源基础；在发展计划和政策中纳入对环境的关注和考虑等。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广泛接受了这一解释，并写入了《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全球和人类共同性以及代内、代际和国家间公平性。以此为史观编撰世界史仍然在探索中。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提出历史研究应包括生态进程，但除了在序言中贯彻这一思想外，其他章节仍然没有跳出政治史的老套。布罗代尔在《菲力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开篇第一章就阐述环境在历史中的作用，把环境当作影响长时段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对待。然而，深受年鉴学派影响的沃勒斯坦继承了整体史的传统，创立了世界体系理论，但抛弃了重视环境的思想。到了90年代，依附论的代表人物G.弗兰克呼吁世界史中应有环境史的内容，要把生态环境当成是理解世界体系发展动力的一个基本维度，但其基本思想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注：G.Frank&B.Gills（ed.） ,The World system,500 years or 5000? London, 1993.Frank在 1998年出版的新著中对这一观点有所深化和修正，认为世界经济和体系并非独立于生态系统或宇宙之外，二者确实有互动关系，有必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中心主义，但可惜的是尚缺乏足够的概念资源对此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G.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6页。）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提出要从月球上看地球上的历史发展，这个尝试实际上并不成功。但在另一本不被国内学者注意的小册子中有所突破。他从“为什么人类取得前所未有的优势和成就的这个时代也是物种灭绝的可能性首次成为并非想象的可能性的时代？”这一现实问题出发，把生态环境作为自古至今始终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条生命线写入世界史（注：斯塔夫里亚诺斯著，吴象婴等译，《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环境史》杂志也发表专文主张生态应成为世界史的主题。（注：J. Hughes, Ecology and developmentasnarrativethemesof world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roy Review,Spring 1995,pp.1-14.）《世界体系研究杂志》1997年出专集讨论世界史的深度绿化问题。虽然至今仍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融合了环境史的世界史著作，但这一趋势不容忽视。从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注：例如，I.Simmons, Changing theFace of the Earth:Culture,Environment,History,Oxford,1989.C.Ponting,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New York,1991.）来看，这一史观初显新优势。它把人类历史放回发生的生态体系中，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以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撰写人类历史发展的持续性和断裂性；它能正视科技和理性给人类历史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反对狂热的科技和理性崇拜，进而重评人类历史发展；它以人类为历史的主角，以生态地区主义和全球主义相结合来组织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主线的传统编史模式；它还可以充分发挥历史的警世和借鉴作用，给读者以正确思考现实问题的智慧和启示。
        三、环境史研究的方法及其挑战
        环境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类发展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因而，其研究方法不但兼具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特点，还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跨学科研究是环境史的一个基本方法。环境史本身是多学科知识积累的结果，自然也继承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环境史不但要有历史学的基本训练，还必须有环境和生态学的知识。另外由于人类行为很复杂，环境史还涉及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给历史学提供理论和方法的启示，使之精确化、科学化。社会科学给分析人类社会和环境的关系提供有益的概念系统、调查和统计资料。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及工程科学的界限，互相借鉴和融合，达到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史的目的。当然，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落脚点一定是历史学，因为历史学在整合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从整体上认识变化如何发生时最具优势、困难最少。（注：J. Petulla,Towardanenvirommentalphilosophy: Insearch of a Methodology,Environmental Review,2（1977）， p.36.）否则，仅从多个侧面或角度进行研究，或者把跨学科研究仅仅当成各门学科的总和来对待，虽然集中了各自专长但并不一定构成一幅统一图景。有可能得出灾难性结果。（注：D.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55页。 ）如果仅从不同学科进行孤立探讨，其结果必然具有很大局限性。 跨学科研究也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越分越细，各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和方法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沟通起来难度增大。历史学家在研究环境史时往往根据自己心目中的人与环境的关系来选择适用的自然科学方法，自然科学家有时认为这是断章取义、文不对题，甚至嗤之以鼻。因为历史学研究人的行为，强调人的主观性，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不中立，历史事件也是生动和不可重复的。而自然科学不关注生命，只研究客观存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都是中立的，科学现象也是可以多次重复的。因此两者的沟通非常不易。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从传统上讲也存在较大差异。历史学注重从史料出发来叙述历史，强调历时性和空间方位，进而分析和解释历史变迁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断裂和连续性即因果关系。社会科学总是从理论预设出发，利用使用系统方法获得的共时性调查数据和受控制的观察结果，通过个案和分类研究来抽象出普遍原理。即使是环境史学家和环境政策制定者、环境行动者也很难说同一种语言，因为后者总是从现实需要和群众心理出发，用道德诉求和煽情的方式来唤起群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和激情，几乎不可能像历史学那样对环境问题进行冷静、全面、系统的思考和认识。总之，笔者认为，跨学科研究已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但客观上也存在着不易融合的问题。各学科因差异而存在着张力，也因差异而互补。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史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工程科学之间的持续不断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