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研究必须坚持历史学叙述的基本特点。就认识论来看，后现代主义和生态学中的修正派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挑战，认为所谓客观科学的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的理想。我们通常认为，六七十年代的信息论、系统论等使生态学变成了像物理学一样的成熟科学。但是，现在崛起的、更强调对观察者依赖的混沌生态学和生态学多元主义或许预示着“旧生态学的死亡”（注：D.Demeritt,Ecology, objectivityandcritique in writings on natureandhumansocieties,Journal of historicalgeography,20,1（1994），p23. D. Worster, TheEcologyof order and chaos,in C. Miller&H.Rothman（ed.），Out of the woods,pp.3-17.），因为它的诸如生态系统、平衡、演替等基本概念都受到强烈质疑。以生态学为基础的环境史自然也必须对这种“不科学”的指挥作出有效回应。历史研究因研究对象不中立、研究者有意识形态等背景而必然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同时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分析同一史料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之所以如此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语言的表达功能问题。语言不可能给人们传达一种固定的内容，可能会产生多种歧义和误读，也就是说，只要语言介入，事实就不可能是历史实在的复制品。换句话说，叙述本身具有自我解释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是写对历史进行语言上的故事化处理的叙述史学（ narrativehistory）。因为选择叙事语句（narrativesentence ）受制于我们的历史概念，已有的意识形态也会随着叙述进入历史文本。即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意识把一些自认为可以编成故事的历史资料按照自己设想的模式组织起来，交给读者阅读；读者会把这个故事与自己意识中的故事模式加以对照，进而形成新的故事模式，完成对历史的理解，历史的意义最终得以实现。由此可见，传统意义上的叙述仅是个形式和载体，但在后现代主义中，这个形式具有了实际的内容和价值。环境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笔者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语言和叙述本身产生含义的强调混淆了历史和虚构的明显差别。只有把史实和故事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既保持历史学的特色，又有效的发挥它的大众环境教育的功能，即用这种忠于史实的寓言或故事，而不是学院式论文或政策建议的方式呈现历史的智慧，进而与普通百姓交流蕴涵着强烈道德关怀和社会改造意图的环境史。（注：D.Worster,Transformations of the earth:Toward an agroecologicalperspectiveinhistory, Journal of AmericanHistory, 76（1990），p.1089.）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坚持三点叙述强制规范（narrativeconstraints）。一是故事不能违背已知的历史事实。二是故事必须具有生态意义，否则就不是环境史的叙述。三是环境史学家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编写故事的，工作时必须考虑社会因素，纯粹个人的意识形态不足以完全决定对史实的取舍、对语言的选择和与读者的交流。（注：W.Cronon, A placefor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78（1992），pp.1372 - 1373.）环境史学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实际上更多地来源于家庭行为、宗教信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注：J ,Petulla,Environmental Values: the problem of method inenvironmentalhistory, in K.Bailes（ed.） , Environmental History: critical issu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36.）总之，环境史的编写方法既要坚持历史学的传统特点，又要回应新思维的不断挑战，形成更加宽容、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形式。
        环境史研究必须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环境史一经出现便迅速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迅速本土化。英国根据自己国家独特的环境变迁，提出了英国的环境史理论。法国继续了年鉴史学的传统，认为环境史仅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需要对它进行结构分析。美国因为缺乏前现代历史，有把环境史等同于环保运动史的趋势。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基本追随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路径。但在非洲和其他前殖民地，本土化呈现出新特点。不但深化了民族主义史学关于殖民地人民有历史创造力的观点，还把生态破坏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加深了对殖民主义的认识。总之，本土化一方面丰富和深化了环境史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推动它较快发展。与本土化同时，出现了另一种趋势，即国际化或全球化。其最热心的倡导者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它们以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性为借口千方百计推广自己的环境史学模式。主要做法有两种。一是这些国家的学者用自己的学术范式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二是通过吸引留学生、培训等方式教育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以美、英、法模式研究自己国家的环境史，实际上，这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企图形成知识话语霸权。从本质上讲，它阻碍着环境史的进一步发展，因为，这些国家的环境史模式只是从本国的历史得出的结论，并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普遍的历史理论和解释模式，即并非适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在人类进入21世纪时，学术研究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是推广某些国家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不仅对这些国家的模式进行反思 （rethinking），即对总结模式的方法进行反思，更要进行“否思” （unthinking），即对它们总结出理论的前提或经验进行检讨。（注：沃勒斯坦等：《开放的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在客观总结全球各地区、国家经验基础上总结出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和话语。就环境史而言，就是倡导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新文明观。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必然削弱本土化、民族化趋势，相反，本土化是全球化的基础，全球化反过来可以指导本土化。环境史研究如果没有广泛的本土化，它未来的发展就只能走上某些国家话语霸权的道路。当然，这种本土化必须以探讨全人类普遍共同的概念为目标，使全球化和本土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有机地统一起来。
        研究外国的环境史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的知识积累、为我国的发展提供经验教训，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我国的环境史学派。就现阶段环境史在中国的发展而言，仍处于介绍和引进的起步阶段，为什么我国的环境史研究如此落后？因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大力进行赶超型现代化。为了发展，在受到资本和技术限制的情况下，主要推进向环境索取的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即使有关部门从事这项工作，但也局限于技术层面。就历史学而言，我们的历史观仍然停留在进步和现代化史观阶段，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不可持续性。特别是受斯大林对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影响，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忽视人与环境的关系，另外，历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也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环境史研究不但要求历史学家有深厚的人文和社科学养，还要有丰富的自然和工程科学的知识。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和恶化。制约环境史发展的因素正在发生变化。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正在深入人心，特别是1998年的大洪水发生之后。最近，党中央作出了开发西部的战略决策，其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客观情况改变要求历史学提供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历史学家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不再认为后现代对中国人是遥不可及的天方夜谈。正如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了’”。（注：D.格里芬著，马季方译：《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第16页。）。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我国历史学家也在努力补充新知识、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环境史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已是势不可挡，环境史的中国化已是刻不容缓。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应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高度学习别的国家的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即批判地、有选择性地学习适用于全人类的共同的东西，扬弃那些带有文化霸权主义的东西。第二步是实证地研究中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变迁史，特别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实践、西方进化论传入中国后国人对环境态度的变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理论与实践、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成长时对环境的利用和保护等。在完成一些重要专题研究后，写出完整的中国环境史。第三步是把中国环境史放在全球环境史的框架中与美国、欧洲、非洲等环境史一起进行整体的分析和综合，形成中国的世界环境史学派。笔者相信，只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严谨的态度努力工作、奋起直追，就一定能迎来中国的环境史研究的春天，在世界环境史学界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