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史学的建构和文学的虚构之间有什么差别呢？
    这个题目太大，文学方面就不谈了，史学方面的建构，史学是历史的真实，等等，这一套 想法从科学实证的角度来看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职业史学家兴起之后，像德国 的朗克，就是实证学派的史学家。认为史学跟真实有关系，这个想法本身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在这之前文史不分，但历史是什么，史学的任务是什么，这本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 今天我们从事史学工作，大家或多或少都认识到一点，就是所谓历史的真实性，也许是追求 的对象，可是在多半的实践之中不见得达得到的，在史学工作者和史学读者之间共同建立一 种 认识，多半的史学作品的建构性也是相当强的。多半的史学工作是对历史经验的诠释，而并 不是对历史真实的重新捕捉。打个比方说，你拿一个照相机到街上去，捕捉真实的影像，可 以说这上头的人物、街景，发生什么事情都是真实的，这是没有错的，可是这里头的建构性 至少可以从两个角度出现：一个是你取的角度，照相机定在什么角度，你就只能看到什么东 西；其次是照相机所拍摄的影像没有叙述，也没有诠释，没有把背景衬托在里头，没有贯注 进动机或者目的，这一连串的影像，以及所发生的现象本身并不能够展现出任何的主题。所 以，通常的史学作品是带有相当的诠释性成分的，这个诠释性的成分即使在史学家认为只不 过是客观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实际上在这个架构下运作已经包含了对材料的取舍，以及对材 料的 理解。
    你从事史学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累，还是觉得做史学研究具有特别 的 魅力，或者两种感觉都有？
    我倒不觉得从事史学工作很累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工作。在我们的印象里，至少 在中国的史学史传统里头，大家都觉得史学这门学问浩如烟海，必须要满腹经纶，掌握几百 套工具书，传统的法子是以一物不知为耻，一旦成为大师的话，怎么可以有一字不识、一物 不知呢！所以把治学的重点放在知道多少上面。“知道多少”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的今天 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曾经遇到过不少从事电脑工作的人，尤其是搞软件的人，他们相信有 朝一日，不是说有朝一日，现在就可以做到，把《二十五史》、《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天 下可以想到的任何材料都装进去，装进去以后，你需要任何一个题材，譬如“革命”，电脑 马上就可以弄出来告诉你，当然这机器就绝对不可能有一物不知或者一字不识。
    到这个地步，人还干什么呢？可是反过来说，史学是不是就应该拱手让给电脑？从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最明显的结论是，史学工作除了掌握资料之外，还包括思维的过程 ， 而思维的过程和诠释的工作又有很密切的关系。越是在资讯工具发达的时代，思维的工作、 诠释的工作的比重或价值就越能够突显。历史，我的理解是群体对过去的记忆或者经验的总 和，个人没有记忆，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所谓的自我。自我的形成与塑造往往 是对自我的过去的理解，以及现在的一些取向密切相关的，群体也是这样。
    所以史学工作说起来是一种以自我为基础，一种对群体的共同的经验的总结。说起来是这 样的，可是史学工作，譬如说中国历史，传统的是帝王将相，是《二十四史》，或者各式各 样 的“家传”与“行状”，这些东西里头都有明显的主题，所谓Subject。到20世纪以后，可 就是改写成“国史”，譬如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等等，它们都以“中国”为建构的主题， 可是“中国”究为何物，从历史经验上来看，这是不是最能够丰富和充实今天的中国人对中 国过去的理解，或者是对中国的一种认同方式。还是大有可议的。即使是写中国历史，在 这个范畴之内，什么样的东西最适合作为史学叙述的主体，是党，是政治体系，或者某一个 社会阶层，某个特别的族群。一部照相机从不同的位置或角度就可以拍摄到不同的影像，史 学叙述也是一样。20世纪中国史学诠释工作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怎么选择叙述主体。
    个人的经验都是有限的，对你个人来讲，去建构群体的经验是不是独具魅力？史学工作本身 以建构群体经验为目标，这是对你个人的经验的最大丰富，你同意吗？
    可以这么说。当代很少有离群索居的个人，每个人自我的经验往往是在较大的群体里头体 现 的，能够进一步理解到这个群体为什么是以这个面貌出现？越是能够对这个问题多加掌握， 就越能进一步反思自我或个人与这个群体之间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
    能不能谈几个你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说你发现这些问题时，你觉得很欣喜？也许是在中 学、大学，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成为职业或专业的历史学家，只不过是对史学感兴趣的学生， 但那个时候你也会发现问题，这种发现可能也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欣喜。那么，以后你成了专 业的学者，历史学家，你发现一个问题是不是仍然感到一种欣喜，你能举几个这样的例子吗 ？
    这样的例子有是有，但不是很容易归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