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你提出某一个问题，你觉得这个问题特别有意思。
    这里头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你提出的问题的重要性，以及对你的意义。譬如说，从女 性的角度出发，史学叙述里面，在前台的多半是男性，女性是很少的，很少将女性作为叙述 主体的，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妇女史，你首先要认定这个问题是不是重要，很明显，这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人家还没有做出什么象样的成品来，既然人家做的你不满意，那么我自己来 试试，看看是不是可以比人家做的好一些。另外一个层次是，在我自己的经验里头，更有趣 的问题是，很多问题往往已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看法，可是你一开始有点疑惑，觉得这人果真 有如 此这般的丰功伟绩吗？如果有，他在某个时候对待某件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处理或这样的表 现呢？这是不是在逻辑上或者整个风格上有点不协调呢？换句话说，在思维的过程中发现诠释 内涵上的不协调性，这种不协调性往往就可以作为穷追不舍的对象，到底是材料不够充实， 还是从事史学的人把我们给误导了呢？许多事情往往是穷追不舍之后，你就会有所发现；一 旦有所发现，就像拨云见雾一般。许多地方含含混混，你忽然在这个地方打开一个视角，引 进一片阳光。这阳光一旦进到某一个领域，你就会发现整个领域的轮廓与你原来的想象或约 定俗成的看法大大地不同。这样，你就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重新建构整个人物生平的脉络， 或者整个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甚至整个诠释过程都可以重新建构。有时候这是有点冒险的 ，因为这是根据你的灵感，或者这个问题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对人家未必是一个问题 ，所以才叫“发现”。我的经验里头，我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的最大收获，或者感到最愉快的 时候，就是正要觉得山穷水尽，可是忽然转了一个圈子，发现很多事情的脉络原来是这样的 ，零 零碎碎的各种东西统统各自归位，形成新的架构，这是最有趣的事情。你要做这个事情， 有时候你的胆子要大，要愿意冒这个险。
    我在写我的博士论文的时候，就冒过险。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的校 园文化，那时美国很少有人做20世纪的中国，大家都在做清，顶多做到鸦片战争、太平天国 。做1900年或1911年以后的社会史或文化史的人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人做，所以我在挑选这 个题目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冒险，首先要做一些披荆斩棘的基础工作；其次我挑选的题目 是有关大学的，关于大学，英文著作里头有不少外国人写的以基督教大学为重点的一些叙述 。
    从这个叙述角度出发，像北京大学，像复旦大学等都没有任何的地位。我做这篇论文，在 英文领域里头首先就得跟以教会大学为主的大学教育的叙述模式做一个界线划分。
    那你做的是教会大学吗？
    我做的并不是教会大学，但也并不排除教会大学。因为最后我的认定是要充分、全面地理 解五四之后、抗战之前中国大学的文化，以及校园文化，不能排除教会大学，可是也不能是 西方本位。你要在两种不同的视角之间有所取舍的话，本身就已经冒了一个险。不是因 为材料，而是因为视角的缘故。你跟着任何一个大的潮流走，都是容易的，因为人家已经把 架子搭好了，只要往里头填一些小的东西，就能做出一篇文章来。可是你要跳出这两个架子 ，不完全跟着西方的架子走，也不完全跟着中国的架子走（中国写的东西有北大，有南开， 有复旦，可是绝对没有圣约翰，没有沪江，燕京也只是偶尔提一笔）。就是说，要在中国的 说法与西方的说法之间，另外摸索出一个门径，把这两边抓在一块，就不太容易。所以，这 本身在诠释的角度或立足点上就冒了一个险。其次，西方所写的以教会大学为主轴的东西， 美国人的著作多半谈到教会大学或教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提倡和贡献，认为基督教文明是科学 的文明，正是透过基督教把科学带到中国来的。以中国学校为本位的一些历史叙述，则把重 点放在五四之后、抗战之前的中国大学是如何成为爱国主义的发源地。在这种情况下，所突 显的大学生形象多半是革命工作的积极参与者。两者之间，一个帝国主义，一个是反对帝国 主义，把这两个东西拉在一块，走反帝或殖民的路子也可以。我所冒的最大的险是，我在看 当年的大学生所写的一些随笔、日记等等的时候，接触到一种现象，很多人对现实问题其实 是抱着很冷淡的态度的，不但是抱着很冷淡的态度，甚至有的人是抱着排斥的态度，一种与 己无 关的感觉。看了相当一部分这样的材料之后，我就有了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是既然自 己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大学如何在帝国主义与爱国主义之间替中国谋求一条新的出路，那 么写一些风花雪月的文章，与主题无关的文字不就结了吗？可是，我看了那些东西之后，我 的想法变了。
    我所冒的另外一个险是，我的论文给全书定的一个主题是异化的校园，当时大学的校园 生活层面是多元多样的，并不是清一色的高度政治化的。可是正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掌握高 等教育政策，竭力推行所谓的党化教育，把大学教育完全纳入到国民党的党纲的领导之下 。到了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一方面爱国主义情绪十分高涨，另一方面在战争前夕国民党又 以政治问题来运作教育上的党化，所以颇有一批有独立思想和人文素养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一 方面希望在高度政治化的大学教育之外找到一个思想的空间，或建构一个思想发展的空间， 但他们同时又对这种空间建构必须跟政权脱离或保持关系的矛盾状况觉得灰心。最后我的结 论是，因为在这种夹缝中，所以产生出一些文章或者大学文化的一些表现，层次高的往往从 哲学等人文学科入手对当时中国在战争前夕的一些危机有所反思，层次比较低的则一方面高 唱风花雪月，几乎到了无病呻吟的地步，可是实际上它是对当时校园里头的党化倾向或政治 化倾向的一种消极抵制，所以我的结论是“异化的校园”。
    这个结论出来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当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看法是，大家 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或者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对中国近代革命做过重大贡献的人，跟在校 园里头拒绝与政治发生关系这种形象不能够结合得起来。
    就是说你得出的结论跟定见是不一样的，这就存在一个被接受、被认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