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今文家亦用此说，如《论衡·感类篇》云：
    周公死，儒者（笔者按，指今文家）说之，以为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礼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礼葬公，公有王功。王狐疑于葬周公之间，天大雷雨动怒示变，以彰圣功。
    《白虎通义·封公侯篇》、《后汉书·周举传》、《张奂传》都有“周公葬不如礼，天乃动威”之类说法。由此可见，两汉今文家说“风雷之变”，内容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写“风雷之变”发生在周公卒后，与今文家同。但在解释天变起因时，却既不同于古文家，也不同于今文家。依今文家说法，成王欲葬周公于成周，天变示警。而《史记·鲁世家》却云：“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成王乃主动葬周公于毕，不存在所谓“葬不如礼”的问题。（后来何体注《公羊传》时有此一说，或本史公（注：何休《公羊传》僖公元年注曰：“昔武王既没，成王幼少，周公居摄，行天子事，制礼作乐，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礼葬之，命鲁使郊，以彰周公之德。”）。）司马迁只谈到天以风雷示警，使成王感知“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于是“（成）王出郊”，“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成王褒奖周公之德，命鲁用天子礼乐大事，西汉今文家未曾把它与风雷之变联系起来。可见司马迁记“风雷之变”，与今文家说亦有同有异。
    以上，我们将《史记·鲁世家》中所记周公东征、奔楚、风雷之变三事与《金縢》及汉儒有关经说作了一番分析。情况表明，汉代经师解释《金縢》诸说中，今文家所说同一事，见解虽部分不无小异，然大体是一致的。可见，今文说之承传有相对的稳定性。而古文家说则多有歧义。皮锡瑞等看出古文说中的矛盾，并据此否认两汉间古文经说的传授，甚至对孔安国古文《尚书》是否有说表示怀疑。我们认为，关于孔安国古文说，司马迁所言是最有力的证据。《史记·儒林传》明云：“孔氏有古文《尚书》，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家。”王念孙、王国维均据此认定西汉“古文家法，自孔氏兴也”（注：王念孙：《读书杂志·史记·儒林列传》之《因以起家》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版；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版。）。孔安国古文《尚书》，当有其说。由于孔安国古文说无书传世，西汉古文经说之传授又多有不明，后代古文家解释《金縢》哪些是承其说，难以断定。司马迁采用古文《金縢》说的情况，亦未可知。但我们不能排除司马迁记周公事迹时采用过古文说，或至少不能排除受到古文《左传》说的影响。
    总之，《史记·鲁世家》记周公事迹，广泛参考了“六经异传”。司马迁主要采用了今文说，亦引用（或参考）了古文说，并非专主一经一家之说。但司马迁无论是取今文说，还是古文说，都是有鉴别选择的，即使是采经师之某一说法，他认为合于史实和情理的，则取之；否则，舍之。在“周公奔楚”、“风雷之变”两事上于今、古文说或取或舍，足以表明司马迁对“六经异传”之折衷、裁择有自己的标准，是所谓“厥协六经异传”也。司马迁广采今古文说，其主要目的不在于表明今古文说之“异谊”，而旨在写出历史上的周公其人。这个问题将在下文讨论。
    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指出：所著《太史公书》旨在“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言“补艺”，司马贞《索隐》谓“补六艺之阙”，也就是补充经典之遗阙。司马迁所取以“拾遗补艺”材料，来自经典之外的经师儒生解经释义的各种说法和史传诸子百家之说，即所谓“六经异传，百家杂语”。司马迁对“六经传异”有自己的看法。《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谈到《春秋》时指出，即使连亲受孔子传指的“七十子之徒”，亦难免“各安其意，失其真”，更遑论“各往往捃摭《春秋》以著书”的战国诸子以及后之经师儒生。司马迁在《五帝本纪·赞》里又说过“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因此，他必须对“六经异传”作一番“协”的工作；（王先谦《汉书补注·司马迁传》谓：“协者，稽合同异，折衷取舍”。）对“百家杂语”必须加以“整齐”，“择其言尤雅者”。司马迁之折衷取舍，有自己的标准和原则，这就是他在《伯夷列传》所说的：“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这个以六艺为准绳的考信原则鲜明地体现在他所叙述周公事迹中。兹拟就上文所论诸事，再作进一步的史源考析。为叙述方便，先谈“周公东征”。
    如上文所述，《金縢》中“周公居东二年”，汉代经师有不同解说，今文家认为指周公东征，马、郑等古文诸家认为指周公避管、蔡流言而出居东。两种说法各有来历。考《墨子·耕柱篇》有“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又《公孟篇》：“周公旦为天下圣人，关叔为天下暴人。”今按：“关叔”即“管叔”。（关、管通假字。）《墨子》已提到周公东避“商盖”，此事与“天下暴人”关（管）叔有关。清儒俞樾等认为，此指《金縢》“周公居东”（注：见俞樾《群经评议·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三六六。）。又，“商盖”即奄。（盖与奄、掩古通，奄单言之曰奄，垒言之日商盖（注：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一一，诸子集成本。）。）《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兖州曲阜奄里，即古奄国之地。”可知，《墨子》所言周公避居之地为东方古奄国。汉儒之周公东避说，盖本此。而周公东征说，最早见于《尚书·大诰》，该篇载周公语曰：“我有大事，休，朕告并吉，肆予告我友邦……”此言“大事”，指征伐。周公告诉友邦国君并诸位官员，将兴兵讨伐那些叛乱的“殷逋播臣”，这正是指武庚等。《大诰》又云：“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东征，天命不谮，卜陈惟若兹”，明言东征乃奉天命行事。司马迁在《鲁世家》曰：“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兵东伐，作《大诰》。”（亦见《周本纪》。）可知司马迁记周公东征，即以《尚书·大诰》为据。此外，《逸周书·作雒解》也有记载：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肂于歧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俘殷献民，迁于九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