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即清政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开始，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集中了大批人力物力，纂修成的一部规模庞大的丛书。在纂修期间，四库馆臣们对采入《四库全书》的书籍和一些没有采入的书籍，都曾分别编写内容提要。后来把这些提要分类编排，汇成一书，名为《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我们只用“总目”来简称之。）。《总目》对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一万余种，都写有介绍与其内容相关的提要，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文化遗产的一次大总结，映现出对这一遗产进行内在反省和完善的一种紧迫需求。《总目》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和编排，诸提要多为学术大家所撰，其中由学问渊博、有通儒之称的纪昀撰写和改定者甚多，学术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史部”是专门对历代史书、史家和史学进行重点记载、全面评论和加以价值判断的类别，为史学中人所重。《史通》和“史部”都是史学中人常备案头之书，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著作之一。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认识，有助于我们较为具体地了解《史通》的重要史学价值以及对后世史学的一些影响，有助于我们部分理解四库馆臣的史学取向，明白（史通）和“史部”为历代史学中人所重的缘由所在，进一步明确它们在传统史学中的重要地位。
    据笔者粗略地搜检，《总目》“史部”①直接引用并指明出自《史通》者有50余处，另在卷88有《史通》、《史通通释》二提要，在卷89有《史通会要》、《史通评释》、《史通训诂》、《史通训诂补》四提要；可以说，作为单部史书，在“史部”中的引用和记叙的数量之多是罕见的。为什么《史通》会受到自视甚高的四库馆臣的高度重视呢？总起来讲，一方面是《史通》本身具有的史学价值、文献价值和思想倾向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四库馆臣的学术见解和史学取向的结果。
    一、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以评判史书
    “史部”是对历代史书进行重点记载、全面评论和实施价值判断的一次总结性的史学活动。评判史书首先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标准，评判标准的建立主要有理论的、现实的、历史的三大来源，而历史的来源既经过了史学实践的检验，又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史通》就是“史部”评判标准的重要理论和历史来源。这就是四库馆臣比较多地借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来评判史书的基本思想出发点。
    四库馆臣以《史通》为史书评判标准的具体原由有：首先，四库馆臣对史学评论和历史评论已经有了初步的、直观的划分。“考辨史体，如刘知几倪思诸书，非博览精思，不能成帙，故作者差稀。至于品骘旧闻，抨弹往迹，则才翻史略，即可成文。此是彼非，互滋簧鼓，故其书动至汗牛。”②“史部提要”除介绍历代史书概貌，还涉及对史家思想倾向的评判，史书体裁、体例等的分析等。而对于以学术相尚的四库馆臣来说，“考辨史体”是“实学”；而“品骘旧闻，抨弹往迹”的史论有“虚学”之嫌。《史通》作为中唐以前唯一一部研究传统史学的专著，主要就是“实学”，为其所重，也就顺理成章。其次，四库馆臣为刘知几深厚的史学功底所折服。刘“子元于史学最深，又领史职几三十年，更历书局亦最久，其贯穿今古，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③“刘知几博极史籍，于斯事为专门。”④“刘知几深通史法。”⑤最后，刘知几学风严谨，引据确凿，结论准确。四库馆臣评刘“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⑥“其缕析条分，如别黑白，一经抉摘，虽马迁班固，几无词以自解免。亦可云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矣。”⑦如此多的称许之语集中在一位史学家身上，尤其出自四库馆臣之口，在“史部”是难得的。可以说四库馆臣深得“知人论学”之妙。这就不难明白他们看重《史通》的原因之所在。
    “史部”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来评判史学、史书，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正史”一词的界定，对“通史”编纂困难的估计、对纪事本末体创新意义的说明、对史书语言朴实的肯定等。如，编年史是否“正史”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最后还是没有结论而不了了之。“刘知几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⑧四库馆臣对“正史”的看法，既避免了穿凿附会、无谓的争论，又表明了本“无他义”的正确态度。又如，编撰“通史”历来是中国史学家的最高追求之一，但其难度极大，成功的机会小。四库馆臣告诫史学家不要轻易为之，并引用刘知几所说：通史之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梁武帝作《通史》六百二十卷，不久即已散佚。故后有作者，率莫敢措意于斯”。四库馆臣认为郑樵《通志》用力甚巨，自视甚高，而“全帙之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⑨清陈允锡撰通史著作《史纬》三百三十卷，“积毕生之力为之，而卒之不协于体要，固其所矣。”⑩复如，四库馆臣通过借用刘知几对编年体和纪传体长短得失的分析，把它作为纪事本末体产生的重要条件。“刘知几作《史通》，叙述史例，首列六家，总归二体。……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而《通鉴纪事本末》正是要补救二体的不足，“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11）“遂于二体之外，别立一家。”（12）再如，四库馆臣赞成刘知几“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3）的主张，认为史书语言只要“措词质实”，就“不必责以词藻”。其评价宋吴自牧撰《梦粱录》。“全仿〈东京梦华录〉……而观其自序，实非不解雅语者。毋乃信刘知几之说，欲如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方言世语，由此毕彰乎？（案语见《史通·言语》篇）要其措词质实，与《武林旧事》详略互见，均可稽考遗闻，亦不必责以词藻也。”（14）
    第二，用以对纪传体史书内部构成的是否合理进行评判。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古代最为主要的历史记载形式之一。它的内部构成，即设立本纪、列传等类目，每一类目的内容都有经严格选取的人或事相对应，通过对类目进行搭配和排列，来体现其编纂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