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古》、《惑经》诸篇，世所共诟，不待言矣。即如《六家》篇讥《尚书》为例不纯，《载言》篇讥左氏不遵古法，《人物》篇讥《尚书》不载八元八恺寒浞飞廉恶来闳夭散宜生，讥《春秋》不载由余百里奚范蠡文种曹沫公仪休宁戚穰苴，亦殊谬妄。……遽瑷位列大夫，未尝栖隐，而《品藻》篇谓《高士传》漏载其名。孔子门人，欲尊有若，事出《孟子》，定不虚诬，而《鉴识》篇以《史记》载此一事，其鄙陋甚于褚少孙。皆任意抑扬，偏颇殊甚。”（51）四库馆臣以对《疑古》、《惑经》的态度为标准，凡赞成或袭用刘氏者均被指摘；凡不赞成刘氏者，四库馆臣均加推奖。这就不免失之偏颇。如，清浦起龙《史通通释》“惟《疑古》、《惑经》诸篇，更助颓波，殊为好异”。（52）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对此“颇有纠正”，就被诩之为胜过浦书。（53）又如，“刘知几《史通·疑古》篇中，排诋舜禹，以末世莽操心事推测圣人，至为乖谬。”清孙之马录“一概引用，漫无辨正，沈约注出依托，尚能知伊尹自立之诬，太甲杀伊尹之妄。之马录乃旁取异说，以荧耳目。云能补正沈注，未见其然”。（54）
    对于刘知几为什么敢于“疑惑”圣人和经书呢？四库馆臣认为主要有二因：一是刘知几“性本过刚，词复有激，诋诃太甚，或悍然不顾其安”。（55）弦外之音，就是刘知几的性格出了毛病。二是“《史通》引竹书文王杀季历，今本作文丁。又引竹书郑桓公，厉王之子。今本锡王子多父命居洛，在宣王二十二年。王子多父为郑公在幽王二年，皆不云厉王子。则非刘知几所见本也”。（56）言外之意，刘知几所见的《竹书纪年》只是多种本子中的一种，难以为据，以此来“疑惑”圣人和经书是不可靠的，也是不可信的。这两个原因的分析曲折地反映出四库馆臣在封建思想与讲实学、重考证之间矛盾徘徊的复杂心境。
    综上所述，《史通》对“史部”的影响是较为广泛的，四库馆臣推许刘知几为“载笔之法家，著书之监史”，评价是很中肯的。他们通过运用刘知几的史学主张，对一些史学、史书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评判，体现了《史通》的史学价值；通过《史通》的一些内容记载，四库馆臣对一些史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体现出《史通》的文献价值。通过对于《史通》的运用、引用，不但证明了《史通》，而且也证明了“史部”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学术地位。四库馆臣对于《史通》思想价值的批评是乏力的，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和思想局限性。“史部”作为对中国传统史学、史书的一次划时代的总结，其学术价值也是有目共睹的。
    注释：
    ①《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卷45- 90为“史部”。以下注释，凡只标出卷数者，均同出于此。
    ②③⑦（51）（52）（55）卷88“史评类序”，《史通》，《史通》，《史通》，《史通通释》，《史通》。
    ④（30）（53）卷89《史通训诂》，《史通训诂》，《史通训诂补》。
    ⑤⑧（23）（24）（56）卷47“编年类序”，“编年类序”，《汉纪》，《后汉纪》，《竹书纪年》。
    ⑥（14）（31）（43）卷70《洛阳伽蓝记》，《梦粱录》，《洛阳伽蓝记》，《洛阳伽蓝记》。
    ⑨（21）（25）卷50《通志》，《通志》，《晋书别本》。
    （10）（32）卷65《史纬》，《南朝史精语》。
    （11）（12）卷49《通鉴纪事本末》，“纪事本末类序”。
    （13）《史通·叙事》。
    （15）《史通·本纪》。
    （16）（17）（33）（45）（46）卷66《南唐书》，“载记类序”，《邺中记》，《十六国春秋》，《十六国年表》。
    （18）（34）（35）（36）（37）（38）（39）（40）（41）（42）卷45《读史记十表》，《梁书》，《隋书》，《史记》，《魏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隋书》，《后汉书》。
    （19）（22）卷46《明史》，《新五代史记》。
    （20）卷87《明艺文志》。
    （26）卷68“宫殿”案语。
    （27）卷51《国语》案语。
    （28）（49）（50）《四库全书总目·凡例》。
    （29）《焦氏笔乘》卷三《史通所载史目》，列出《史通》所引的史书书目有146种之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4）卷57《晏子春秋》。
    （47）罗尔纲：《说考据》，《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2页。
    （48）陈旭麓：《浮想录》，《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0页。
    （54）卷48《考定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