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纪“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15）容不得有半点闪失。宋陆游《南唐书》，于南唐烈祖、元宗、后主“皆称本纪”。四库馆臣认为这种处理“谬矣”。原因在于“元宗于周显德五年即去帝号，称江南国主”。不宜再以“本纪”处之。陆游却以“《史记》秦庄襄王项羽本纪为例”，是不知《史通·本纪》篇对司马迁立《项羽本纪》已有“循名责实，再三乖谬”的严厉批评。（16）
    载记介于本纪与列传之间，用于记载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分裂割据政权。有的史书作者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将有的分裂割据政权归入伪史或霸史。四库馆臣认为这种做法“皆非其实”。从而依据“《后汉书·班固传》称，撰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为载记，《史通》亦称平林下江诸人东观列为载记，又《晋书》附叙十六国亦云载记，是实立乎中朝以叙述列国之名”。因此在“史部”设立“载记”类，（17）避开了纠缠不清的争论，淡化了历来众说纷纭的“正统闰位”之说，也起到了为清朝统治的合理合法寻求依据的作用。
    “表志”是纪传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如何处理上有较大难度，历代史学家对此颇感头痛。“史家之难，在于表志”，因其“可以考证，而不可以诵读，学者往往不观。刘知几考正史例，至为详悉”。（18）刘知几关于纪传史“表志”的主张，对后世纪传史编撰有一些直接影响。四库馆臣评《明史·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于宋孝王《关东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复申明，于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19）清朝尤侗撰《明艺文志》，“其例惟载有明一代著作，而前史所载则不录。盖用刘知几之说。”（20）又评郑樵《通志》“二十略”，“《史通·书志》篇曰：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樵增氏族都邑草木昆虫三略，均为旧史所无，盖窃据是文。”（21）再如，评欧阳修《新五代史》编写志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余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征。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22）四库馆臣在没有认真研究、深入分析的情况下，就认为在“表志”问题上，得亦《史通》，失亦《史通》，不算是公允之论。实际上，刘知几并未有废表志之说，只是认为每一部纪传史都通记天文现象和图书情况，难免床上床、屋上屋的弊病。欧阳修典制从略，根源还在于他力图于《新五代史》中模仿和贯彻《春秋》笔法的“微言大义”所至。
    第三，用以支撑其对一些史书的评价，或作为设立史书“类别”的依据。荀悦《汉纪》历来有“文约事详，论辩多美”之誉。四库馆臣运用《史通。六家》：“以悦书为左传家之首”的排序和《二体》又称“历代宝之，有逾本传”之语来进一步证明这一评语是恰当的。（23）又如，袁宏《后汉纪》为史家看重。“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24）再如，唐朝所修《晋书》，因为事实有欠选择，文笔华美，历代对它颇有微词。四库馆臣在卷45《晋书》“提要”中没有作过多的批评。但在其所撰明朝蒋之翘的《晋书别本》“提要”时指出：“唐修《晋书》，本据臧荣绪等旧史，而益以诸家小说，烦碎猥杂及抵牾错互之处，皆所不免。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篇，已极言其病。”（25）
    如，四库馆臣“别立（宫殿）子目，冠于地理类之首”。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有：“刘知几《史通》所引有《晋宫阙名》，皆自为记载，不与地志相杂。”（26）又如，四库馆臣认为将《国语》“系之春秋，殊为不类”；“附之于经，于义未允”。而“《史通·六家》，《国语》居一，实古左史之遗”。因此把《国语》列在“杂史类”之首。（27）别立“宫殿”一目以显示皇帝高高在上的地位，将《国语》从经书中裁出，都以刘知几所论为依据，取得了其来有据的效果，体现了四库馆臣的良苦用心。
    以上诸例说明，四库馆臣运用刘知几的史学认识成果，还是相当有史学眼光的，涉及一些重要的史学课题和史书编纂的问题，不乏一些真知灼见，其中不少结论性话语在今天也不失其学术意义，而为时人多所引用和发挥。《史通》和“史部”在不少史学问题上的认识非常的相似和接近，既体现了《史通》的史学价值，又进一步明确和加强了二者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联系和重要地位。当然，刘知几与四库馆臣对《史记》的批评，是封建学人的固有偏见也是不必讳言的。
    二、引用《史通》的记载内容以资考证
    古代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因自然的和人为的诸多因素，出现许多的“亡残伪误”，史书亦然。《总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全面清理乾隆以前图书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地弄清、说明和解决“亡残伪误”的状况，考证就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手段。四库馆臣认为“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只有注重精核的考证，才能收到史书“谢彼虚谈，敦兹实学”的效果。（28）而要考证，前人的记载就是最重要的理据之一。《史通》恰巧具备这样三点有利于考证史书的条件：《史通》引书甚多。（29）更有利的是“唐以前书今（乾隆时）不尽见”。（30）再加上刘“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31）“知几之言不妄，是则可资考证之一端。”（32）因此，《史通》中的一些记载内容自然就成为四库馆臣用于考证的主要依据之一，有理有据地纠正了不少史籍中存在的各种错误，支持了一些正确的记载和说法，解决了部分史书“亡残伪误”的问题。这不但充分体现了《史通》的文献价值，而且也是四库馆臣做出的重要学术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