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言“二年（即成王二年）又作师旅”云云，乃周公东征在成王初之明证。司马迁解释《金縢》“周公居东”为东征，而不取《墨子》，是对经文作过考查的，又有《大诰》等为依据。而《墨子》说，不仅经典无征，而与史实相矛盾。如其所言周公避居的“商盖”（奄），乃是管、蔡、武庚叛乱的主要参与国之一。周公岂能跑到与他作对的奄国去？由此可知，司马迁于“六经异传”之取舍，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更对不同说法之来源作过考核，这就是“考信于六艺”。
    周公为成王祷疾和“奔楚”事，司马迁可能是作为一个故事来记载的。此事经典无文，王充所引“古文家”虽有“奔楚”一说，但此说却与《史记》记载殊异。司马迁之所以取“周公奔楚”入史，乃以事关周公进退之大节。此事亦有远源可寻。早在春秋时，就有周公适楚的说法。据《左传》昭公七年传载，鲁昭公将往楚，“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梓慎、子服惠伯都说到鲁襄公适楚，梦周公“祖以道之”。显而易见，周公到过楚。虽然从《左传》里还找不到周公逃谮于楚的直接证明，但至少提供了史源方面的一些线索。它与战国后期流传的周公奔楚故事（如蒙恬所述）或许有某种联系。至于奔楚的原因，司马迁用蒙恬说，是因为他既已认定周公东征与奔楚是两件事，东征的直接原因为管蔡流言及其导致的叛乱，那么“奔楚”就不可能是由管蔡引起的。蒙恬所述周公奔楚的故事出处不明，司马迁见过那一种先秦文献有关记载，亦无从考稽。此故事有可能出自先秦“百家杂语”（如小司马所言），或许司马迁整齐“百家杂语”而采之入史的。
    关于“风雷之变”，《金縢》有记载，西汉今古文家各有其说。《金縢》对风雷之变发生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依经文序事次弟，风雷之变在“周公居东”事后。古文家既已把“居东”解作逃谮，那么自然会把周公被迫出逃说成是天变示谴成王的原因。古文家又据经文下面的成王语“惟朕小子其新逆”云云，解释为成王迎“周公于东”（马融、郑玄语）（注：此引今本《金縢》“新逆”，马融所据古文本作“親迎”。（见《释文》引）又，孔颖达《毛诗·豳风·东山序》正义引郑玄《尚书注》云：“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江声、王鸣盛认为，古字“親”、“新”通训，马、郑本皆作“親迎”。（见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卷六，载《皇清经解》卷三九五；王鸣盛《尚书后案》卷一三，载《皇清经解》卷四一六。）段玉裁则以为，郑本实体“新逆”，古文《尚书》“逆”，今文《尚书》多作“迎”。陈乔枞与段氏说同。段氏又谓：“今《豳》正义转写淆乱。”（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金縢》；陈乔枞《今文尚书经说考·金縢》，载《皇清经解续编》卷一九一九。）以上诸家说法有分歧，但都认为马、郑解释此句经文有迎“周公于东”之意思。）。古文家之说并非毫无根据，然而却是拘执于经文字面的理解。这就势必会碰到来自经文本身的障碍。如《金縢》记天变示警时曰：“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这就意味着成王当时至少有十二岁。武王崩时，成王年龄本是个未知数，古文家于是多方揣度以附会之。（见上引“古《尚书》”说、郑玄语。）司马迁在写风雷之变时，大概看出经文中含混不明之处，他部分采纳今文家说法，把天变放在周公卒后，成王年龄的疑题便不复存在了。在解释天变起因时，司马迁又不从今文家所谓“葬不如礼”一类说法。他把“天动威”看作是对“周公之德”的表彰，以警示后人，并交代“鲁有天子之乐”之由来。这种解释既符合于经文之意，又符合情理。准此，司马迁在“厥协六经异传”时，对经文本身是作过深入研究考察的。司马迁尊重儒家经典，他对“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的折衷整齐，以“六经”为准绳。但是采入《史记》里的经典，同样也是经过司马迁考信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与一般经学家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他“考信于六艺”，往往是以对“六艺”之考信为前提的（注：参见拙作《〈史记〉“实录”新探》，《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更值得重视的是，司马迁提出“拾遗补艺”的目的何在？《史记·鲁世家》写周公事迹，以《尚书·金縢》为主要底本。《金縢》经文所记，颇有遗阙，司马迁补充了大量经典以外的史料。但司马迁却并非以为《金縢》补苴罅漏，弥缝阙失为能事。他明言“拾遗补艺”之目的，在于“成一家之言”。《金縢》里写的周公，表达出经文原作者对周公的认识；后世经师儒生解说《金縢》，“各安其意”，也表达出各家对周公的某种认识，都不妨看成各自的“一家之言”。“百家杂语”亦然。司马迁写周公，史料来源于儒家经典、“六经异传”、“百家杂语”。他试图在此基础上求其真，写出历史上真实的，同时也是成太史公“一家之言”的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其人。司马迁的这一创作宗旨，体现在对经传载籍的择别考信上，也体现在他对周公生平行事的史实组织安排上，这两方面是同一思考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述，经师解说，大多是缘经释训。刘歆批评西汉今文博士“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注：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汉书·楚元王传》引。），其实古文家亦相去不远。而“百家杂语”，又多为零章碎事，略无贯连。也就是说，除《金縢》之外，其他经传诸子百家书中，还没有见到过较完整记叙周公生平事迹的文字。司马迁做这项工作的难度，可以想见。史料的取舍需要有鉴别，史实的组织和安排更需识断。司马迁表现出非凡的史识。例如，周公政治生涯中，先后有过“进”（东征）、“退”（奔楚）两件大事，而且两者都由流言蜚语所致。这样看似前后矛盾的做法，居然发生在周公一人身上。司马迁是如何看待呢？由《鲁世家》记载可见，周公之“进”是在成王初年。其时武王崩，成王尚幼，周邦新造，天下未宁，管蔡流言于国，武庚、淮夷欲乱于外。周公不避流言，毅然“践祚为成王摄政当国”，兴师东伐，平定天下，“诸侯咸服宗周”。司马迁取今文说，将经文“我之弗辟”两句解释为“我之所以弗辟（避）而摄政者，无以告我先王”云云，充分显示出周公力挽狂澜的大政治家胆略，又展示其襟怀坦荡，为宗周安危深谋远虑和对社稷之忠诚。而“奔楚”一事，司马迁写在“周公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后。其时“成王用事”，已经独立执掌国政，周公辅佐成王安邦定天下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引退，不必为个人进退引起邦国不安，故有“奔楚”一举。以周公的胆略气魄，当年“管蔡流言”尚且不避，岂能为“贼臣”进谮所退。司马迁写周公奔楚，与其说是“逃谮”，毋宁看作是周公引退的一种方式，同样展示出周公为宗周政权之稳定作计和对社稷的忠诚。司马迁写此事，在史料取舍上，与汉儒经师大异其趣。我国古典史学之求真与求善的结合，在司马迁笔下得到完美的展现。
    再如，“风雷之变”事，司马迁于今文家说亦有取有舍，所记天变发生在周公死后，乃用今文说，却不用今文家“葬不如礼”的说法。从《鲁世家》的记叙中，既显示出周公政治地位的崇高和德望之隆盛，且为成王留出地步。这种处理方式，合于情理，也合于事实。凡此诸例，都包含着太史公深心远识，用史公本人的话来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注：《史记·五帝本纪》。）
    总之，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拾遗补艺”，意图在于恢复历史上周公的真实面貌。这是一个不同于前人之所见的、新的、完整的，也是更具有信史价值的周公形象，成太史公“一家之言”。
    早在二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完整地写出周公一生，此诚非易事。尽管后世有学者对其中某些记载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质疑，但至今还没有发现可以否定它的确凿的证据和理由。因此，《鲁世家》所记，仍可称之信史实录。限于当时的文献条件和学术水平，司马迁的记载也遗留下一些问题。例如，司马迁把风雷之变写在周公卒后，且录用《金縢》中成王语，其中“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他如何解释这个“迎”字，从文中难以推知（注：《鲁世家》所引此句经文，段玉裁、皮锡瑞认为据今文《尚书》本，见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金縢》；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一三，师伏堂丛书，师伏堂刻本。）。（孙星衍训此“迎”为“逆”，谓“言遭天变有逆礼之处，逆，非迎周公也（注：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三。）。其说不无道理。但“逆礼”一说，亦嫌勉强，很难说是司马迁原意。）类似问题还可举出一些，这有待于新的史料发现和学者们作更深入的探研。
    综上所述，司马迁记叙周公事迹，曾遍究经传异说，广稽百家杂语，择雅取正。他自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表明对包括儒家经典在内的所有文献史料，各家之说都是采取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绝非如汉代经师儒生那样株守一家一说，拘执师训家法，保残守缺，因陋就寡，足以显示出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胸怀和卓越史识，也足以显示出中国古典史学走出经学的笼罩，走向独立、走向成熟时所具有的博大涵容和吐故纳新的恢宏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