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司马迁《史记》中之自注，是以正文形式插入的随文附注。析言之，基本性质有二：
    第一、在文字上以正文形式安排于《史记》中，即将自注化作正文，嵌入史文正文叙述中，使其成为《史记》正文之组成部分。
    如《酷吏列传》：“武帝即位、徙为内史。外戚多毁成之短、抵罪髡钳。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总1959页）司马迁于此以“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注释孝文至孝武间刑罚之变化--宁成不自杀而抵罪髡钳的条件。此中自注，不以空格、缩小字号或双行等格式，标示其为随文附注；而以正文形式，连属于相关正文之中，使其成为正文之组成部分。
    第二、虽文字形式化为正文，但其性质仍为随文附注。自注所表述之内容，并非史事本身之内容，而是与史事相关之注释性、说明性之内容。
    如《田单列传》：“初淖齿之杀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为人灌园。”（总1511页）自注“为人灌园”，注释法章前于太史氏家之职业、身分。比照之下可见，自注“为人灌园”所指之内容，并非“淖齿杀湣王”等史事内容，而是注释性、说明性之内容，
    司马迁以正文形式随文附注，自作训詁，其长处有二：
    第一、使得结构紧凑，语势连贯。此种自注，避免了一般随文附注肢解结构、中断语势之缺陷。读史时，可将被注释正文与训诂正文连读，文字结构紧凑，语势连贯，文气浑然。
    第二、检用直截、方便。将随文附注与被注释正文连读，可直截了解注释内容，理解史文。免去另寻专书注释或书后集中注释或文中小字夹注之烦。
    但是，此种形式之随文附注，亦具两点短处：
    第一、因自注以正文形式入史，无明显之随文附注标志，易使读者生误，以为语意不通，结构混乱。
    如《魏其武安侯列传》：“丞相言、灌夫家在颍川。横甚。民苦之。请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请。灌夫亦持丞相阴事、为奸利、受淮南王与语言。宾客居间、遂止、俱解。”（总1764页）如以常法读史，必以为自注“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亦是史事，将其与史事正文并合检意，必认为“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是灌夫之事，必感语意不通，结构混乱。因此，阅读《史记》，须有新法。一须留意史事线索，将上与下之史事本文连读，则必感语意连贯。二须放开着眼之点，联系上下史事，从事理因由、人事绍说等角度，留心史公自作训诂，检索自注，则可得随文自注之意，明“为奸利、受淮南王金与语言”，为丞相阴事之内容，则定感结构并非混乱。
    第二、部分自注实具插叙性质，易使读者误以为时间颠倒，次序紊乱。
    如《西南夷列传》：“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总1863页）宋《通鑑考异》及清梁玉绳，皆以为《史记》于此错记了年分。
    实则史公将张骞元朔三年归汉时言，插于元狩元年之时，用以追求。核对《大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李将军列传》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等诸传表，皆谓张骞于元朔三年归汉，无误。此处不当断为错记年分。又据《大宛列传》等，可知张骞元朔六年封侯后，曾遣使通西南，亦与各传不悖。故读《史记》时又应斟酌，文字有插叙，时间不拘泥，方可得自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