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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彪三易其主，而以事汉终，达十八年，大半岁月在坐冷席，带来的意外好处，便是 能够潜心研经讨史；由王充拜他为师，可知也曾收徒讲学。他的著述不多，除《王命论 》外，尚存的只有一二篇奏事，以及为《后传》所作总叙性的《略论》（注：《汉书》 叙传，未载班彪著《后传》事。事见前揭袁纪和帝纪永元四年，范书本传。但《略论》 之名，见范书；袁纪仅称“略曰”，文字只引范书所录前半。）。 顾名思义，《后传》就是续写司马迁未及见的汉武帝太初以后的汉史，其实也对司马 迁关于前汉史的帝纪列传，作了修补。班彪的目光，专注于从刘邦开国到王莽代汉的前 汉兴亡过程。由于刘秀与公孙述争帝，特别借姓氏来宣扬自称汉帝的历史合法性，所谓 “吾自继祖而兴，不称受命”（注：见光武帝致公孙述书，载清人严可均辑《全后汉文 》卷2。《通鉴》汉纪34建武六年（30），曾节录光武帝此书驳公孙述“自陈符命”，称 谓署曰“公孙皇帝”，可见当时刘秀仍承认公孙述是蜀帝。），班彪岂敢据实承认王莽 建立的“新朝”？不过他对隗嚣，还说王莽曾“即真”，做过真皇帝，而《后传》的“ 略论”，又避谈此书的下限，一副欲语还休的窘相，透露他实际以为前朝至王莽代汉已 亡。因而不论班彪有心或无意，他对《史记》汉史部分的修补续作，都开创了“断汉为 书”的雏形。 （二） 历史编纂由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中间总有过渡性论著。司马迁整合古典时代各 类历史记录，发现不同形式之间，具有结构的内在联系，可以也应该通过扬长避短而交 织互补，藉不同形式来分别凸显历史过程的时空连续性和人事差异性。那贯穿的主线， 便是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交互影响，怎样导引着往古来今的历史进程，也就是“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由此司马迁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历史编纂学创造。人们可 以追究《史记》五体的每体都早有范型，可以考证司马迁利用过的种种文献资源，可以 批评太史公书的陈述矛盾乃至叙史谬误，却无法否认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史记》中已构 成了一种有机组合的全新历史编纂形式。 倘说《史记》的编纂形式有缺陷，就是这种形式着眼于“通古今之变”，难以映现自 秦帝国为开端的中世纪王朝更迭运动（注：本师陈守实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复 旦大学历史系讲授“中国史学史”，首揭汉以后的断代王朝史，意义在于提供封建社会 王朝更迭运动的历史实例。此说甚确。当年我继陈先生承乏中国史学史课程讲授，受此 义启迪良多。可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中国历史文选》上册《汉书》解题，见 该书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页147。）。这不能责难司马迁，因为他虽曾 下了最大功夫探索秦楚汉八年三变的历史动因，结论却是“天道”有循环，而秦亡楚败 汉兴的嬗变关键都在君臣将相的策略互动是否协调。造成这一认知失误的最大客观因素 ，就是到他著史的公元前二世纪初，开创“大一统”态势的王朝更迭运动，才有一轮， 在司马迁时代还没有出现新一轮必不可免的整体态势。因而司马迁就史论史，将秦汉更 迭归诸某种本可避免的人事因素，情有可原。 在司马迁以后，西汉帝国每况愈下。但历史考察特有的滞后性，使得西汉晚期作者辈 出的现代史著，都因袭《史记》的编纂形式，而以续作司马迁书为满足。班彪亲历代汉 而立的新朝，目睹成王败寇的刘秀击败群雄而变成唯一“天子”的全过程。他在晚年感 到“世运未弘”（注：说见前揭范书本传班彪传后“论曰”。），退而探寻王莽代汉而昭 示的前汉兴亡的历史秘密，不足为奇。足奇的是他备览从褚少孙到扬雄、刘歆等人的《 史记》诸续作，认为“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同上引传文。）。就是说他仍把 《史记》当作写历史的最高楷模。他对司马迁的最大不满，就是扬雄《法言》已说的， 没有“同圣人之是非”（注：同上引传所录《略论》。按，今本《法言》，多次论及司 马迁及其书，既称道《史记》是“实录”，“圣人将有取焉”；又批评司马迁“以多知 为杂”，“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凡此均为班彪《略论》所本。以 往史学史研究，讨论《史》《汉》关系，多不及此。）。既然他的志向在于补足司马迁 未竟之业，眼睛又盯住司马迁所悖孔之子“义”（注：见前揭范书所载《略论》，其说 即本上注所引《法言》。），同时对于刘秀“一姓再兴”后的统治现状感到失望，他在 论前汉的必亡和为后汉继统合法性辩护的两难中间游移，最后实则“断汉为书”，却以 续《史记》为名，自称“后篇”，人称“后传”，都可理解。 （三） 班彪死时，班固虚龄二十三岁，大约已在光武帝之子东平王刘苍的幕府供职。他照例 辞职归里居丧。由他上东平王书来看，他将这个皇子比作周公，向这位当代周公推荐精 通帝王治术的六人，顺便也显示自己有知人之明，可知此人的确“所学无常师”，预制 可附会经传“大义”的多套对策，随时取用。（注：前揭范书班彪传附子固传，述班固 出身，首谓“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 ，奏记说苍曰”，下引奏记全文，继谓“苍纳之；父彪卒，归乡里。”按此说时序可疑 。班彪卒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此时班固即归里（右扶风安陵，在今陕西咸阳东北） 服丧。越两年，建武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死，明帝即位，同年四月，任命同母兄东 平王刘苍为骠骑将军，位在三公上，开府；次年改元永平。这时班固丧期甫满，即被人 告发“私改史记”，下狱；约于同年即永平元年（58）获赦。因而，班固如有向刘苍奏记 事，只能在任兰台令史以后。但他的奏记，将刘苍比作周公，说应“为国得人，以宁本 朝”，然后向刘苍推荐桓梁、晋冯、李育、郭基、王雍、殷肃“六子”，末盼刘苍“咨 嗟下问”。这是可能的。前揭袁纪说他“好傅会权宠，以文自通”，范书本传后论，也 对他的品格多有讥评，已初见于给刘苍的奏记。） 东汉仍行三年丧，孝子需为亡父服丧二十七月。这对班固未免漫长，幸而在居丧初， 便发现了父著《后传》遗稿，以为“所续前史未详”，提笔就改，大悖孔子“三年无改 于父之道”的遗训，岂会不遭报应？不久，东汉发生开国以来的首轮君主易代，新即位 的汉明帝标榜孝道，凡光武帝的制度一概不改，特别“好以耳目隐发为明”（注：前揭 范书卷41钟离意传。）。这时见到有人上书告密，指控班固“私改史记”（注：据前揭袁 纪和帝纪永元四年。按范书本传作“告固私改作国史”，不确，因两汉之际尚未建立修 史制度，《史记》乃司马迁私撰，虽已受到普遍重视，却在东汉一代也没有列为“国史 ”。倒是作为泛称的“史记”，经过扬雄、刘歆等对司马迁书的称道，给时人以神秘感 ，似与光武帝迷信的“谶记”同类，才会引发汉明帝对这道告密信的高度关注。至于“ 国史”之名，当起于魏晋时，容别论。），正值皇帝刚处死了班固同郡一个“伪言图谶 ”的家伙，立即下诏将其逮捕抄家。多亏班超赶紧诣阙上书替兄长申辩。而明帝也颇知 经史，见到班固的改稿，反而好奇，给他一个考验机会，召入宫廷校书，以兰台令史的 身份，与几位学者共同写成颂扬光武帝发迹建国的《世祖本纪》；接着任命他为校书郎 ，撰成开国功臣及造反群雄的列传二十八篇。看来皇帝对班固的表现感到满意，“乃复 使终成前所著书”（注：前揭袁纪、范书，均谓班固正式著《汉书》，自永平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