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已是汉明帝永平五年（62）或以后，也就是班固三十岁或以后。从此班固文名大噪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班固的史才，得到汉明帝认可以后，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引发的如 下悠久效应。
    第一，由于汉明帝先后任命他为兰台令史、校书郎，负责编撰光武帝一代的本纪、列 传，并受命典校秘书，入值东观，即宫廷藏书处，因此开了每轮君主更迭之后便任命史 官在东观编撰前代史的先例。从此东汉王朝有了连续不断的官修本朝史，累积而成《东 观汉纪》。
    第二，也从班固开始，兰台令史和校书郎，由临时任命变成专职史官。只是校书郎俸 四百石，兰台令史更是秩百石的微员，以后常以他官兼任史官，就统称“东观著作”。 于是著作渐成史官专称。东晋南朝的史官，正职称著作郎，副职称著作佐郎，即由东汉 为起点。
    第三，班固获汉明帝特许，完成“断汉为书”的前汉兴亡史，并署名《汉书》。这又 开了“隔代修史”的先例，被东汉以后各个大小王朝群起效尤，都要由朝廷组织专官或 专门机构给“胜朝”编写一部始兴终亡的断代王朝史，并以前朝国号作为书名。
    第四，班固是否首创“正统”概念？仍有疑问。然而他将其父对司马迁未能“依五经之 法言”的批评，转化为政治谴责，说这名“史臣”（班固明知太史令非史臣，却称司马 迁为西汉“六世史臣”，显然指其不忠于汉），竟将本朝帝业的肇建圣人、上承“尧运 ”的刘邦，“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并颠倒史实，将司马迁著史说成“熏胥 以刑”之后才开始的（注：《汉书》叙传下。下列百篇叙：“呜呼史迁！薰胥以刑，幽而 发愤，乃思用精，错综群言，古今是经，勒成一家，大略孔明。述司马迁传第三十三。 ”按，司马迁著史，始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至天汉二年（前99），方因李陵案， 下狱受腐刑。参看朱维铮《司马迁》，载前揭《十大史学家》。），这无非表明只有他 班固真正懂得汉德，“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注：班固《典引》，前揭范书 本传。）。从这一点来看，他堪称中世纪自觉地以“正统”观念指导断代王朝史编纂的 官方史学前驱。历代“胜朝史”，都以《汉书》为“正史”圭臬，可谓不忘本。
    第五，班彪修改《史记》结构，取消世家，将本纪变成只写汉朝刘氏君主在位时期大 事记的专用形式，已表露一种意向，就是“非刘氏而王”的政权，在先如陈胜、项羽， 在后如王莽、刘玄、隗嚣、公孙述等，都属于“外不量力，内不知命”的所谓神器僭窃 者。班固的《汉书》，不仅把班彪区别纪、传的形态固定化，而且大幅度调整司马迁十 表八书的结构。表名未改，篇减为八。删除非汉四表，原合断汉为书。但增设《百官公 卿表》，已证“汉承秦制”无法否定；又添《古今人表》，更可证班固裁量一切真假历 史人物，完全依照东汉统治集团确立的道德名分作为尺度。书改称志，或因班固自署所 著为《汉书》，避免篇名干犯总名。然而《汉书》十志，对《史记》八书的体系大加改 造，正凸显班固与司马迁处理现行体制源流的认知分歧。司马迁自述：“礼乐损益，律 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注：《史记》卷130太史公 自序。）可知八书涵泳着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底蕴。班固合律、 历、礼、乐四书成二志，更天官为天文，易封禅为郊祀，改平准为食货，新增刑法、五 行、地理、沟洫、艺文五志。分开看每志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以致大半都成为如今各 门专史的雏形，合而观之呢？只能说班固已经丧失司马迁（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班彪）的历 史通变认识，把十志的改作，当作论证现有权力结构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著作，充满着辩 护论气味。例如增写《五行志》，多达五篇，份量占十志四分之一强，内容则山崩石裂 ，鸡啼犬吠，变无巨细，都看作天降灾祥的征兆，虽是早期宗教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却 表明班固迎合光武帝及明章二帝用图谶指导政治的所谓南面术，藉历史以谀君。不过， 时移境迁，王朝更迭习以为常。人们但看编纂形式，以为同属纪传史，《史记》求通而 难学，《汉书》断代而易仿，尤其新王朝通过编纂胜朝史来论证“革命”的历史合法性 ，已成惯例，于是历史官方史学都认《汉书》是“正史”的鼻祖，而班固的历史地位也 水涨鸭子浮。这在中国史学史已是常识。
    （四）
    班固是东汉的第一代史官。他奉汉明帝特许而写的《汉书》，也可以称作中世纪中国 的第一部官修“正史”。
    因而，从唐初颜师古为之辩护，而南宋郑樵再度痛诋的班固是否剽窃父书的问题，迟 至上个世纪仍属疑案，其实可以理解。
    班固在服丧期间便改写班彪遗著，一如班彪续补司马迁书，也是私人修史。因此从东 晋的袁宏到南宋的郑樵，用西汉中叶开始膨胀起来的“孝道”当作尺度，讥斥班固袭父 书而没父名，顶多适用于班固出任帝国史官之前的那几年。然而，今本《汉书》，分明 是汉明帝永平中到汉章帝建初中，由班固奉东汉君主旨意而写作的官修史书。虽然它仍 由班固个人署名，虽然它的若干篇章表明袭用《后传》成稿，却不可说是剽窃班彪或司 马迁的论著。理由呢？很简单，就是两汉经学家夹缠多年才在东汉初勉强趋同的“三纲 六纪”教义所指示的，君为臣纲，既为人臣，便需“移孝作忠”，一切功劳归于君主才 算尽忠。（注：参看《白虎通义》。关于此书的编撰，参看朱维铮著《中国经学史十讲 》附录：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6，《白虎通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页266 -268。班固奉诏整理汉章帝裁决的经义标准诠释，对他历史观的影响，由其后作《典引 》可见。）《汉书》作为史官奉诏撰写的官书，性质已经变成代天子立言的著作，署班 固之名也无非表示书有过错应该由他个人负责。对于专制君主来说，哪有什么版权观念 ?自秦至清，有几个皇帝或僭主，不将臣子代写的文字据为己有？班固任史官而成《汉书 》，倘若在叙传等篇中突出亡父的创始功劳，而班彪死于明帝即位之前，如此怎能彰显 明帝识拔“良史”的圣知？
    这不是说班固的个人品格没有问题。袁宏批评他“好附会权宠，以文自通”，又与范 晔都揭露他放纵诸子和家奴犯法作恶（注：见前揭袁纪卷13，范书本传。）。他同意班彪 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 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注：同上，范书本传赞，即袭用袁宏的评论。）可见 他的行为和思想，即使依照中世纪的礼法，也是表里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