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对厘金的另一种转换方式是开征印花税。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因筹款维艰，御史陈璧即奏请开印花税。印花税创自荷兰，盛于英国，遍行各洲，简便易行，有利无弊，连日本每年亦征得二千余万，以中国之大，若仿而行之，“总计每岁所集，当不下一万万两，则不特洋债易于清还，从此罢抽厘停捐纳，举数十年欲除而未能之弊，一旦廓清，全局转机必在于此矣”[13]（p7）。这是晚清较早以印花税替代厘金的提议，此后陆续有援引此说者。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奏请坚决裁厘，但他也认识到惟千余万之巨款，非有以抵之，势难高议裁撤，“臣既奏陈印花税纸钞银行，计岁骤增入款四万万，比今五倍”[14]（p17）。谭嗣同借外人之语“谓中国之厘金，为呛商务喉咙之石灰气”，坚主以印花税代之，并说印花税有“八利”，“八利具而厘金之弊去，弊去而上下交足焉”[15]（p413）。他建议先在一地一时试行，如在湖南岳州试办一月，然后渐推渐广，由岳州而湖南，由湖南而全国各省。驻美使臣伍廷芳深感中外多故，筹款万难，他“参考外邦理财之书，为中华自强之计，惟印花税一事，可以试办”，并胪列出印花税的“十便”，奏请“于通商口岸先行试办”[16]（p55-57）。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倡议新政，张謇撰《变法评议》，其中户部应办十二事，“行印税而裁厘金”是其一[17]（第一卷，p59）；1906年张謇在答张之洞书中亦主张“尽裁中国厘捐，改行西洋印花”[17]（第二卷，p54）。
    这些开征印花税以取代厘金的建议当时并未得到清政府的反应。清末新政时期，为筹款赔款练兵，又有人提议征印花税，清政府以中国警察尚未普办，警学尚未精深，稽核恐难得力为由，诏谕从缓办理。光绪二十八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曾奏准试办印花税，但旋即停罢。次年庆亲王奏请举办印花税，清廷令户部妥议，户部仍主张从缓，建议俟各省警察办成之后，仿行各国印花税成法，“再行逐渐推广，以昭慎重而裕饷源”[18]。随着禁烟运动的深入，收数颇丰的洋药、土药税厘渐绌，清政府为“预筹抵补洋土两药税厘起见”[19]（p1682），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再次旨令度支部研究印花税办法。度支部拟定了《印花税则十五条》和《印花税办事章程十二条》，规定“各省地方以地方官奉到部发印花三个月为施行之期。未施行以前，先由地方官将印花税办法、税则及种类、式样、开办日期于各府州县之城镇村市详细出示晓谕”[20]。
    不难看出，清政府此时行印花税已背弃了先时主张开印花税者的原意。印花税本来是为替代厘金而设，而清政府是为了抵补因禁烟而造成的洋药、土药税厘的减少。因此，印花税不仅未能取代厘金，反而成为厘金之外的又一项额外税捐。各地刚一试行，即遭到普遍的反对，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苏州各业如钱业、典业、纱缎业、绸缎业、米业、酱业、珠宝业、肉业等等纷纷具书反对印花税，苏州商会将其汇编为《苏城各业缓办印花税理由书》。江苏谘议局则以为印花税事属创始，商民未尽熟悉，办理又未必得宜，“近年商情调弊，既苦于旧有捐税未能分别减蠲，又苦于推行新政辄增种种负担，积困生疑，积疑成阻，系必至之势”[21]（p1140），故议决从缓实行印花税法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天津试办印花税时，天津商务总会多次致函天津县衙，禀陈天津自庚子事变，商业破坏已达极点，旋因举办新政，捐税加征，商民困难，哀恳推缓印花。又禀报农工商部及直隶总督杨士骧，陈述天津商业艰难之状，“拟请将印花税暂行缓办”[19]（p1689）。杨士骧、农工商部均驳回申请。嗣后各商联合缓办之请纷至沓来。如五月有796家商号、次年八月更多达1877家商号联名上书请求缓办，宣统二年七月各行草拟出津地缓办印花税的十二条理由。常州、保定、成都、正定、汉口等各地商会也为之声援。当广东省实行印花税法时，“商民因而罢市”[22]（p389）。不久辛亥革命首倡于武昌，清末试办印花税的方案亦告失败。
    二商民的“裁厘认捐”
    清政府的“裁厘统捐”不了了之，未能全面推行。立宪运动开展之后，随着工商业者力量的壮大，资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也日渐提高，不断促使清政府加快立宪步伐。各省谘议局成立后，他们利用此合法机构推进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维护自身利益。广大工商业者身受厘金切肤之害，裁厘统捐既然未见效果，他们便出面筹划“裁厘认捐”。
    认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早期厘金的包缴制度。商人包缴厘金有认捐和包捐两种方式，前者由同业者经理，后者由业外人承包。采取包缴方式的省份有广东、江苏和浙江等，另外江西、四川和福建等省只对某种货物采用包缴。
    早期的认捐之中，因广东的坐厘最为普遍，故认捐亦最为盛行，但也不是全用认捐，而是认捐与官征并行。认捐由捐输演变而来，地方政府令各行缴银若干，予以年限，由各行向商户抽厘补款。咸丰十年始有包商，但包商与官府勾结，贪污中饱，引起商民反对，于是仍改为各行自行认捐。认捐方法是先由各行商酌定岁缴银数，拟定抽厘章程，再厘务总局核准其承办。相对而言，认捐比官征较为有利于商人，因为经理认捐者为同行商人，故能维护本行商人利益；而对政府来说，免去了征收费用，又不担心偷漏、中饱等诸弊。光绪二十五年刚毅在广东将全省厘金全部改为各行商认捐，定额400万两，比原来翻了一番。这其中并非商人多缴了厘捐，而是官征时的征收费用及各局卡吏役所侵蚀的部分都收归政府之故。但后来因各包商拖延缴款，积欠甚巨，“商情既不齐一，所举又非其人，遂至讦讼纷纭，万难起色”，“自应迅令撤退，仍归官办”[23]。于是广东厘金又恢复为认捐与官征并行的办法。
    江苏省也有部分行业在少数地区采取认捐方式。其认捐数额由同业公会根据市场情况拟定，经厘局同意后成立认捐公所，承办认捐事宜。每一同业认捐即设立一认捐公所。光绪季年设在上海的认捐公所有8个，即洋货认捐公所、棉纱认捐公所、纸业认捐公所、洋油认捐公所、杂毛角骨牛羊油认捐公所、麻棕认捐公所、锡箔认捐公所和披猪认捐所。）[24]（p112）浙江也有江干纸柴炭认捐公所、萧山烟叶认捐公所等。上海的认捐公所的组织如官方的厘局，在所认捐区域内也设有征收卡及巡船，商人纳捐后，给以三联捐票及分运单，凭此在认捐区域内运行，经过各卡时不再缴捐并免验放行。三联单中，第一联给商人，第二联汇交总局，第三联存留认捐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