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早期的认捐不是以裁厘为目的，而是由包捐者代替官方厘金局卡征收厘金。尽管认捐省却了官征的诸多弊害，但二者没有性质的分别。
    清末新政时期的认捐是与裁厘相提并论的，已带有对厘金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含义，与此前的厘金认捐制度不同。江苏、浙江工商业比其他省份发达，向为厘金大省，厘金局卡众多，商民受累颇深。张謇因经营实业，故对厘金之害亦有切身体验，但厘金于政府岁入关系至重，不能尽裁，可以改革，即以认捐的方式取代厘金。早在1895年他就向署江督张之洞建议在江苏裁厘，改征产地统捐。张之洞奏报清廷批准后委他在通海地区先行试办。张謇经过认真调查，拟出包认办法及数额。他还建议包捐之后通海地区的57处厘金局卡只留一局，这无疑断绝了以往局卡员司的财路，且因包捐有定数，厘局无从中饱，加之地方官府的苛虐，“醉生梦死之人，甘为误国病民之举而不悟”[17]（第三卷，p758），张謇徒唤“奈何”，无能为力，其所主持的通海地区裁厘认捐尝试以失败告终。
    随着立宪运动的深入发展，力量相对强大的江浙工商业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利用清政府大力推行宪政之机，兴起了较大规模的裁厘认捐活动。1909年11月，江苏谘议局召开第一届常会，在讨论苏抚的改定厘金征收办法时，通过于厘金改办认捐进行方法案。该方案主张先开全体商会之联合大会，逐细研究，议定入手办法，并“预拟筹备认捐之组织”[21]（p847-848）。为此，黄炎培、储南强、洪锡范等对江苏全省厘金进行的较详细的调查，并写成调查日记[25]，各商务总会、分会亦纷纷调查本地厘捐情况，苏州商务总会成立了“筹办江苏全省裁厘认捐苏事务所”，还刻印了一枚图章[21]（p858），等等。裁厘认捐事宜似乎在按照既定方案逐步实施。但江苏地方政府欲以“统捐”代“认捐”，正当双方意存龃龉，纷争难解之时，武昌辛亥革命爆发，无论是官方的统捐还是商民的认捐都暂时退到了波诡云谲的历史舞台的幕后。关于清末江苏的裁厘认捐活动，史学界已有多篇论文论及此事，兹不赘述。
    清末新政时期的商民“裁厘认捐”活动主要集中在江苏，原因如上所述，江苏厘金局卡最密，厘金收入最多，商民受虐亦相应最深；而江苏的立宪势力也最大，故官商之间围绕厘金转换的矛盾也最为激烈和富有典型性。其他各省不具备江苏上述特点，所以大多没有掀起有组织的裁厘认捐活动。
    三夭折原因分析
    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都是试图革除厘金痼疾，但无论是官方的主持，还是商民的争取，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根本原因仍是在于厘金在晚清财政中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所致。内债外债，练兵筹饷，新政诸事次第并举，现有的财政收入万难敷用，恨不能多开财源。清政府迫于内外的压力，此时大规模地开展禁烟运动，已经使收入颇丰的鸦片税厘骤减，当然无法再减少厘金的收数。这其实于官于商都基本上是共识。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中的所谓“裁厘”并非裁蠲厘金本身，而是裁减厘金局卡，减少中间苛扰环节，不仅将厘金税捐全部保留下来，甚至对中央政府的收入反而有所加增，只不过是名称的改换而已。从这一意义上说，“裁厘”有其名而无其实。
    即使是如此，相对于以往的厘金征抽方式，统捐与认捐从理论上来说，于国家、于商民都是非常有利、而且是可行的办法。但在实际运作时，往往矛盾迭生，体现出设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以官方的“统捐”而言，裁减局卡亦应是基本要求之一，但揭橥“裁厘统捐”的江西省并未在裁卡上作努力，统捐不仅由原有厘卡办理，甚至还要添设新的专卡，再将部分局卡移位、升级等等，与旧有厘金并无多大差别，原来的额外征收没有废除，如原湖口厘卡所收二分厘金本在江西正厘之外，统捐仍照旧办理。如果说对商民还稍有便利的话，那就是统捐章程规定的统捐货物粘贴印花之后，下卡只准查验，不许再抽。而这一规定一点也不新鲜，类似的内容在以往很多省份的厘金章程中都有规定，凡不是逢卡完捐的省份，完厘之后在有效范围内所通过的厘卡即只准查验，不得再征。但是，这些大都是名义上的规定、文本上的文字，实际的操作绝不是如此的规范。广大商民对厘金的最大痛恨大约莫过于厘金局卡的如狼似虎的兵丁吏役的留难需索、刻薄中饱。既然如此，统捐时的江西厘卡员弁似乎不可能突然良心发现、改娼从良。其实，统捐之前的江西厘金征收本来就是两起两验，这比其他逢卡完厘的省要简约得多，因此统捐的阻力也就没有那么强大和顽固。再从江西统捐的直接目的来说，仍不外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为分担赔款和推行之用。江西巡抚柯逢时在奏报江西统捐时就一语中的：“至统捐多收银两仍归厘金造报，并请留为本省凑解新约赔款及举办新政之需。”[2]而在江西也确实达到了目的。但还是这个柯逢时，当他任广西巡抚、主持广西改办统捐时，则难以如愿，“梧州至于罢市”[9]。因为广西的厘金在历史上是逢卡抽厘，与江西情况有别。这里并不是说统捐不应该筹办，它比之于以往积弊丛生的厘金征收当然要合理得多。
    改办统捐可谓是对厘金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的一次改革。任何改革在初期，都不可能使所有的利益集团满意。厘金在中央和地方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之牵一发而动全身。改统捐之后，因数额有增无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原则上都是有利的。但厘金上缴与征收实数之间有很大差距，这正是地方政府可资利用腾挪的方式，而统捐是公开的，地方政府将再难以隐瞒蒙蔽。更重要的是，自厘金开办以来，已经养成了一个阵容较为庞大的厘金局卡吏员兵丁特殊利益阶层。这些“虎狼”之辈依附于厘金局卡，局卡一经裁撤或者减少，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所以“统捐”也好，“认捐”也罢，他们自然是最顽强的对立者。大多数省不遵朝命，拖延统捐，这一原因是极为重要的。以张之洞的干练权重、富于创新，在他试办统捐时，也遭到那些“向来婪索作奸之委员、司事危言恫喝，多方沮挠”[4]（p1676），但他权其轻重，力排众议，决计行之，一气裁撤了29处局卡，只留存20处（另还有5处仅征专厘），虽然未能尽裁，改革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如果换一个谨小慎微、根基薄弱、识见浅陋的督抚，湖北的统捐恐怕也不可能试办。即使是局卡减少，但仍有征收或查验的局卡，尤其是对只负查验之责的局卡来说，正如广东请缓办统捐的奏折中所言，验卡“员司丁役薪水有限，习于弊混，往日收办正厘已不胜留难之苦，今仅司查验，益无聊赖，刁难需索，势所必至，上官虽加察究，行旅总受困累”[9]。总之，减少厘卡不是根本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