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政府来说，户部未作系统研究却要求各省在一个月之内改办统捐的时间未免过于仓促。半个世纪的积弊却幻想在一个月内革除，暴露出清政府在清理财政方面的无奈及其浮躁心态。而各省缓办统捐的申辩理由也不是无理取闹，如广东所言商情变幻，货物并非总是按照原定线路运行和市场销售，从操作上来说，统捐数额却很难因之而变，由近改远者，少收之数查验之厘卡尚可补收；由远改近者多捐之数无法退还，如此等等。清政府显然对这些“疑难”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对各省的缓改请求也无可如何，没有强有力的制约手段，故既不勉强，更不申斥，顺其自然。这说明朝廷自身对裁厘统捐也无足够信心。全国没有切实可行的统一计划与行动，如果本省货物仅流通于本省，窒碍还不算太甚，但市场是开放的，尤其是各省互通土特产品，更使市场趋于整体的系统之中，这样在改办统捐之省完纳统捐后，到达征厘之省又须再完厘金，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其实清政府自己也知道，“若此省统捐而他省仍复抽收则诸多窒碍，统捐仍不能行”[3]。
    官方的统捐尚且如此艰难，商民自发兴起的裁厘认捐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官与商之间，虽裁厘而不减少上缴国家的税捐数额，这是二者的共识。但在裁减厘卡方面，商无疑比官走得更远，这本是情理之中的事。如上所言，江西改办统捐基本上没有裁减局卡，张之洞在湖北裁减29处局卡还是“大刀阔斧”的行为。而商民的认捐则希望能较好地解决掉局卡问题。如张謇1895年在通海地区试办认捐，企图将原有57处局卡裁撤56处，仅留下的一处也只作查验之用，而无征取之权。正因如此，张謇的初次认捐尝试难逃失败命运。立宪时期江苏商民在张謇等宪政领袖的领导下，进一步兴起有组织、有计划、全省范围大规模的裁厘认捐活动，尽管风潮甚涌，但官方亦在极力着手“裁厘统捐”，虽说“认捐与统捐之关系，即裁厘与不裁厘之关系”，而商仍无法逾越官的障碍，即使没有辛亥革命的冲击，江苏的裁厘认捐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中央、地方、局卡、商民相互之间的多角利益冲突与矛盾在“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一场各方利益的博弈过程。既要保持厘金收入不致短绌，又要有利各方互相制约与牵制，都难以有较大的突破，各方都处于二难困境之中。尤其是商民，要照顾到前三者的利益才可以勉强认捐，这是何等的困难。这其中，众多局卡吏役及与之相关的地方官员这一早已形成的一个特殊网络腐化集团的利益是各种矛盾的焦点。从根本上说，是否解决以及如何解决厘金问题取决于清政府的政权性质及由此决定的政策与方式，它到底是将利益的天平倾向何方。不过是将厘金转换一下征取方式，并不是减蠲上缴税捐实数，就如此难以实现，若提出彻底改革裁撤，则只能是天方夜谭了。这说明直到清王朝灭亡前夕，封建政府仍未能完成制度和体制的转型，仍不能较彻底地革除传统的抑制工商的政策、行为与心态。厘金作为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构成部分之一，大清帝国并没有很好地扬长避短，尽可能地发挥其积极功能而抑制其消极因素。在厘金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职能正在弱化和消解的状况下，清政府仍然停留于形式上的整顿改革，而难有实质性的换血突变。新政是晚清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质变时期，但清廷政策舛误连绵，思维及行为方式陈旧，透视出政府的无能与软弱，实在难以承担起完成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的重任，260多年的基业葬送于辛亥革命，正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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