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潮如江河，因时代不同，分出诸多“流程”，且在奔流过程中分出诸多流派。本文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为观察对象，检索其流程与流派。认为这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经历过五个流程，即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而这五阶段史学又总汇为三个重要史学流派，即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文化批判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历史辩证的视角检察，中国现代史潮，绝非从天而降，凭空而生，史学思潮来自社会思潮，而社会思潮来自社会变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终成主流，乃中国现代社会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史学流程的回顾
    回顾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经历过国粹史学、实证史学、“五四”史学、抗战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样几个历史“流程”。
    1.国粹史学
    中国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在西学冲击下发生。学术界有将东亚现代化视为西学影响下的“受动”型的现代化。由此，东亚（如中国与日本）国门洞开以后，出现过全盘欧化（西化）的过程。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积极输入西方学说；其二是对东亚文化传统的批判。然而在全盘欧化的口号下，西方文化长驱直入，渐有取代东亚固有文化之势。而西学派则将东亚现代化绝对化地理解为“西方化”，中国国粹主义即是对这一思潮的反思。
    1902年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国粹保存主义》一文说：“夫国粹者，国家特别之精神也”（注：《黄节年表简编》，见刘斯备：《黄节诗选》附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1904年于《政艺通报》刊《国粹学社发起辞》又说：“言国粹也，与争政论；吾国之言国粹也，与争科学。”章太炎也说；“上天以国粹付余”，当发扬中国“闳硕壮美之学”（注：章太炎：《癸卯日中漫笔》，《国粹学报》1905年第8期。）。他在给刘师培的信中说，“他日保存国粹，较诸东方神道，必当差胜也。”（注：《章太炎与刘申叔书》，《国粹学报》1905年第1期。）1905年年初，邓实与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其宗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2月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这是国粹学派正式诞生的标志。他们的旗号上明确地写着：“保种、爱国、存学”。由国粹主义引发的国粹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潮的第一流程。
    2.实证史学
    顾颉刚曾把民国时期的史学分成前期和后期。他认为“前期的史学界，学者们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继续前此学者的工作，对历代正史，加以补作或改作，对历代正史的表记，更用心的加以补充或修订，同时那时的史学界，还有三种新的趋势，就是一、金石学的考察，二、元史和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三、今经文学的复兴。”（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虽然我们对顾颉刚有关“前期”的时间定义有所保留，但是他的话提示我们，紧接着“国粹史学”之后，中国史界进入了实证时代。以我们的理解，这里说的“过去的大路”很大意义上即为国粹史学之路，所说的前此学者既指全体的中学派学者，也指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学者。如果说国粹史学发生于20世纪初至1911年，那么实证史学起始于1911年，其余波达至20世纪30年代。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与陈寅恪。
    1911年是王国维学术的重要分界线。此年他随罗振玉全家迁往日本，滞日5年之久，学术历程转向新期，将主要精力置于经史小学与历史地理研究，尤在用甲骨文考证古史方面作出里程碑式的贡献（注：参见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王国维学术简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524页。）。1914年，王与罗振玉合著《流沙坠简》，乃为现代西北古地理研究的重要著作。是年他为罗振玉撰《殷墟书契考释》作校、序与后序。1917年王国维于古史考证方面所获最丰。2月，王归国，开始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还酝酿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是年9月又撰成《殷周制度论》。9月8日，致罗振玉信云：“《殷周制度论》至今日始脱稿，约得二十纸。此文根据《尚书》、《礼经》与卜辞立说。唯近久不为名理之文，故尚嫌未能畅发，且存此以待后日修补耳”（注：引袁英光：《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页。）。1923年溥仪召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五品）。1925年吴宓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聘王为导师。此后他的研究转以西北地理及元史为主。是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古史新证》（注：参见干春松、孟彦弘编：《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王国维学术简谱》，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524页。）。
    陈寅恪为实证史学的另一领军。余英时在《陈寅恪史学三变》一文中说：系统地分析陈寅恪的史学，可以发现其史学经历过三个变化：第一变为“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研究。从1923年到1932年这十年之间，陈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工作：佛典译本及其于中国文化的影响。第二变是唐朝以来，中亚、西北外族与汉族交涉史研究，着手开辟魏晋至隋唐研究领域。这第二变对陈寅恪是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余英时称其为“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研究的开始。这时，陈的研究从东方学的立场回到史学的立场。余英时分析促其学术变迁的因素有二：其一是陈与王国维的关系；其二是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中国史学思潮。“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显然中国史学于现代的落后，也是刺激陈专注史学的一大原因（注：参见《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余英时认为陈寅恪的第三变时间是在1949年。陈生命最后阶段的重要论著是《论再生缘》与《柳如是传别》，这两部作品都以女子为题材，后者是作者的10年心血的结晶。其写作目的是：以妇女的“志节”反衬民族变化时代男子的变节；同时也为的是强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余英时论道：他不是为史学而史学，而是通过史学来坚持自己平生所持的“坚定文化价值”（注：余英时：《陈寅恪的史学三变》，转引《文汇读书周报》1997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