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马克思主义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源头在李大钊。李大钊最早向中国史学界介绍和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并开启中国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最初实践。他的《史学要论》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也使他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注：苏双碧：《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丛书》，《光明日报》2003年2月26日。）。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又一大成果。
    20世纪40年代以后，范文澜、吕振羽等历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通史及中国哲学与文化史方面所作的努力，终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蓬勃之势，并随着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与胜利，取得中国史学界的主导地位。
    范文澜早期曾出版《群经概论》，1940年9月在延安新哲学年会发表长篇演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评价说，这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发表出来“必有大益”。1940-1941年，范文澜在延安写出《中国通史简编》，是为中国重要的以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写成的通史著作。
    吕振羽1934年出版《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序言”中说打算系统地写一部中国社会通史，共分4册。至1940年开始撰写《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1年5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时间略早于范文澜先生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上编；下册1948年5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打下基础，廓清道路。
    二、史学的三大流派
    以上说的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的五个“流程”，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五波”。通过对这“五波”的鸟瞰纵览，我们发觉这时期史学实际上存在着三个思想与方法各异的史学流派，这就是民族史学、批判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1.民族史学
    全称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又称中学派或重构派史学。民族史学家是一群文化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对传统历史与文化批判地继承，在现代性基础上实现文化更新。他们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愿意为传统文化接续新生命；他们是薪火相传者，是文化接续主义者。他们力主中国文化有其合理内核，有其精神价值，可以更新再造；他们毕生为此努力，其本身乃至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与符号。“东方文化派”、“人生观派”、“本位文化派”等是其主要流派，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梁漱溟、张君劢、钱穆等是其代表人物。民族史学为中华文化的生命延续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但缺点也是显著的，其无意将辩证、唯物与历史主义作为自己的精神指针与治史方法，而时常出现唯意志、唯心灵、唯精神是崇的偏差。民族主义史学派有其三个历史发展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国粹史学，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与刘师培等人；第二阶段是实证史学，代表人物人物是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第三阶段是抗战史学，代表人物是钱穆、陈垣等人。
    2.批判史学
    任何一个文化建设派别都有它的史学流派追随其后。我们既确认在中国文化建设中有一个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派，也认定这个学派中还包含着以胡适思想为指导的史学流派。这就是批判史学，全称文化批判主义史学，又称西学派或解体派史学。他们以自由主义为思想主导，解体传统、批判旧孔与三纲五常，他们提出西方化、市民化的新史学观念，运用史学武器，解构旧历史，创造新历史，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多彩的印痕。“五四”史学是批判史学的典型代表。我们通常所说的批判史学主要指的就是“五四”史学。
    如前所云，这个流派有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与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傅斯年提倡“历史学就是史料学”，明显是对胡适“实证”主义的史学注解；而胡适的“存疑主义”精神，则在“古史辨”学派处得到了最好的发挥。顾颉刚的一系列史学实践表明他将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推演到极致。更重要的是无论傅斯年还是顾颉刚，他们的论著都包含着一个中心史观，即对传统的否定，对孔子的批判，对崇古理念的摧折。如此史观都与“五四”激进主义反传统思想一脉相承，成为“五四”精神的史学诠释。
    其历史局限为：往往重视批判、忽略理解；强调西方化，淡忘民族化，主张断裂，不事接续；热衷解体，无意重构。“抹杀”上古历史，怀疑三皇五尧舜禹，也给人以失之偏颇之感。
    3.马克思主义史学
    批判史学与民族史学，分别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学派中的中学派与西学派。这两派，前者只讲“心灵”，淡漠理性，后者单说“制度”，忽略“精神”；前者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变成一味崇古的“玄学鬼”，后者落入“科学”主义的窠臼，成为照搬西方的“搬运工”。两者观点对立，各不相让，忙乎了一个世纪，苦劳多多。历史期待着新的史学引领，一个崭新的史学流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登坛为帅，引导中国历史大船驶向新的前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构成中国现代史学的主流，把中国史学提升到现代意义的最高平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曾经走过三期成长道路：“五四”时代是它的诞生期；20世纪30年代前后社会史大论战，标志它进入自己的发育期；延安时代是它的成熟期与发展期。
    马克思主义史学看到了民族史学家的内在缺陷--唯心主义，也看到了批判史学“科学主义”的机械性，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历史，为中国历史学打造科学精良的思想武器；它融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于一体，涵致用与求真为一脉；它追求历史的真实，既寻求历史本来之“实”，又探求历史本质之“真”，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实事求是的内在境界。它总结既往之经验，瞻望未来之前途。它既是解体家，又是重构家；既是病相报告家，又是预言家；它主导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向实属必然。历经艰难曲折，峰回路转，现代中国史学终于找到了其光明前途。
    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片面求用的影射史学、比附史学。抗战时期以来有此苗头，建国以后，史家们对此作了认真的反省与批判。然而在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从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厚今薄古”、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史风的萌生，到“文革”时期“影射史学”的流行，其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