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五四”史学
    中国历史进入风起云涌的“五四”时代，史学之潮为之急遽变向。回应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社会运动，以批判传统为思想目标的文化批判主义史学演为史学主潮。正如顾颉刚所云：“中国史学进步最迅速的时期，是五四运动以后到抗战以前的二十年中。这短短的一个时期，使中国的史学，由破坏的进步进展到建设的进步，由笼统的研究，进展到分门的精密的研究，新面目层出不穷，或由专门而发展到通俗，或由普通而发展到专门；其门类之多，人才之众，都超出于其他各种学术之上。”（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这一期间的代表是顾颉刚，他提出“古史神话论”与“禹为社神论”，石破天惊，在中国现代批判主义史学理论建设方面，落下厚重的基石。他断言：三皇传说出于“太一生两仪”哲理的神话化，同时泰皇的传说又出于黄帝（即上帝）等神话的演化，也已成定论。五帝的传说虽然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可是五帝的前身都是神话中的上帝，也已可断定，昔年认为五帝传说起于五色天帝的神话，到现在还坚持着这个主张。夏史传说也很多出于神话的演化（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5页。）。他宣称：“昔年颉刚认禹为社神的见解，现在已有童书业、杨宽诸先生提供了不少坚强的证据。关于古史中的朝代传说，童书业先生的帝尧陶唐氏名号溯源，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篇文章。”因此“禹为社神论”应该确凿无疑（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125页。）。
    傅斯年是“五四”史学的又一代表。他以“史学便是史料学”为口号，主张以“科学”的方法揭示中国古史记载的错谬。他在《史学方法导论》一书中说：“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注：《史学方法导论》，载刘梦泉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2页。）尤如岳玉玺所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概况，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傅斯年以为史学生命与宗旨的根本所系是史料。傅斯年还强调，光了解史料的重要性还不够，要以正确的方法对待史料、整理史料，这种方法便是比较。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史料。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刊载（此处所谓记载，不专指文字，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不相干，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则没有一切科学了，史学也是其一（注：《史学方法导论》，载刘梦泉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42页。）。
    傅斯年在其《文学革新申义》中对文化进化史观作进一步阐述。他说：进行文学革命所要做的不外是三件事：“一、为理论上之研究。就文学性质上以立论，而证其本为不佳者。二、为历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而知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为时势之研究。今日时势，异乎往昔。文学一道，也应有新陈代谢作用为时势所促，生于兹时也。此外偶有所涉，皆为附属之义”（注：原刊于民国七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
    他在“五四”时期的发表的史论有《文学革新申义》（《新青年》第4卷第1号，1918年1月）、《文言合一草议》（《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谬误》（《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戏剧改良各面观》（《新青年》第5卷第4号，1918年10月）、《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等，无一不是投向封建文化传统的投枪锋镝。
    4.抗战史学
    抗战运动的启幕，使中国史学思潮重新向民族史学的方向转向。从20世纪30年代起始，宣传民族自主、确立民族自尊、坚定民族自信、树立抗战信心成为这时期许多历史学家的精神指导。研究国史，探讨国学演为显学。这时期的代表首推钱穆与陈垣。
    1930年钱穆由顾颉刚推荐，赴北平任燕京大学国文讲师。1931年应北大聘，任史学系副教授。此期间撰写《刘向刘歆父子年谱》（1930年）、《先秦诸子述年》（1935年）。钱穆一生力作首推《国史大纲》，其实它是一部抗日救亡，宣传爱国的国史教科书。“9·18”以后，南京政府定中国通史为大学必修课。傅斯年遵命召集北京大学教授讨论，决定由钱穆主持国史的教学与写作工作。从1933年秋起，钱穆开讲国史，战火绵延，讲学不辍，从北京大学一直讲到西南联大。后本其讲义，历时13月成《国史大纲》，又完成《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37年）。
    陈垣为抗战史学的又一代表。陈垣曾是一个笃实的考实史家，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景教被消灭以后，元代有也里可温教，是当时基督教总称。也里可温教与元代有很大关系，随着元兴而兴，元亡也亡。因此研究元代史，对也里可温教的研究是不可少的。陈垣专用中国史料考证也里可温教，对元代年史学研究是一项重要补完工作，是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此后他又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说的是明代以后犹太教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火祆教入中国考》，论火祆教自南北朝从波斯传入中国至宋，由兴至衰的过程；《摩尼教入中国考》，叙摩尼教自唐传入中国以后情况。以上统称“古教四考”。
    抗战以后陈垣的宗教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反映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时他的著作有《明季滇黔佛教考》（1939年）、《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与前面说到的“古教四考”相映照，此为陈垣的“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始写于1939年，记西南遗民逃避清治，躲于禅佛，始终不降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此书所记故事是清代事，而书名依用“明季”。明桂王曾在滇黔设政权，滇黔实为当时抗清后方。陈垣当时人在北平，写此书当是寄托心归南方，志节不坠的心情（注：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1957年此书重印时他说，是书“不徒佛教史迹而已”，而是为了彰扬民族气节与爱国精神（注：参见马金科、洪京陵编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页。）。是书的材料运用很有独到之处。他在1939年初，在故宫内发现一部奇书，即《嘉兴藏》，此书的资料没有人使用过。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此书通读一过，从中搜集了许多清初僧人的语录。他以后在《明季滇黔佛教考》“重印后记”中说，以语录入史，还是自己的首次尝试，“为前次所未有”。他说自己实在是发现了一座“三百年沉霾之宝窟”。他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由于用了这些语录，使其著作多了实证的基础。
    《清初僧诤记》记清初佛门之争，叙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的论争，实喻指投降派与抗战派之间的斗争。所记虽是古事，说史者心中另有块垒。乃是借史论今，表达自己的忧国之心（注：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3页。）。他这时又写《南宋初河北新道教》。根据历史记载，金人入据中原后，北方部分群众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教，自觉组合，团结一致，决不称臣于金。此三教的发起人生于北宋，建教于金。陈垣为“从其志”，反映他们的节操志向，写书题头不说“金”而言“南宋”。于“重印后记”中他说：“芦沟桥变起，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之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道而怠之也。”又说：“诸人之所以值得表扬者，不仅消极方面有不甘仕敌之操，其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注：转引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参见李炳泉、邸富生主编：《中国史学史纲》，第4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