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形成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进程。”①官方史学的起步与史官制度的萌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三代时期即有不同职掌的史官存在，此后伴随着修史制度和机构的逐渐发展和完善，官方修史的传统亦代代相沿，赓续不断。私家修史的发端可追溯至孔子著《春秋》，开始打破官方对修史的垄断。自司马迁著《史记》，其“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志向和“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②的气魄，一直激励着后世史家自觉地执笔操简，矢志于史。可以说，自春秋战国时代起，中国早期史学已经开始形成官、私修史并行发展的基本格局。关于各个时期官、私修史的主要成就、特点、得失和彼此盛衰消长的趋势等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成熟的研究，但关于二者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的考察，迄今尚不多见，尤其是在一定时期内官方修史对私家修史的重要引导和激励，布衣史家对官方修史的参与和襄助，正直史家对官方修史积弊的反思与回应等问题，均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围绕清初明史纂修问题对官、私修史的互动关系试作探讨，就教于方家。
    清初私修明史气氛甚为活跃，无论是从修史规模，史家数量，还是持续时间上看，俨然为私家修史之主流。究其原因，一是受日渐高涨的“以史经世”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的推动；二是明史撰述较之其他私家修史领域，史料搜集相对较为便易，且与现实社会关系更为密切，更为时人所关注。即如后世学者所言：“史事总是时代越近越重要……以史学自任的人，对于和自己时代最接近的史事，资料较多，询访质证亦方便，不以其时做成几部宏博翔实的书以贻后人，致使后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史迹永远在迷离徜怳中，又不知要费多少无谓之考证才能得其真相，那么，真算史家对不起人了。”③具体来说，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以及“良史”精神的激励，是清初不同身份的史家、史官矢志于私修明史的重要目的和动机，也是得以同官修《明史》形成良性互动的关键原因所在。
    一、清初士人对“名山事业”的向往与《明史》纂修
    就清初修史群体而言，那些取得功名的士大夫无疑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④他们或有入馆纂修《明史》的经历，或为地方职掌官员，在执笔修史或主持修史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而他们之所以私修明史，除了对名山事业的向往外，还离不开官修《明史》的重要导向作用。其中，傅维鳞撰《明书》、谷应泰主修《明史纪事本末》，即是十分显著的例证。
    傅维鳞为《明史》纂修初期的史官之一，于顺治三年（1646）考中进士，顺治四年被授予内秘书院编修之职，“得分修《明史》”。⑤虽然官修《明史》启动甚早，顺治二年清廷即下诏纂修，但主要是作为一种旨在宣告新朝成立的政治举措而存在的，加上当时清朝统治尚不稳固，官方无法专心于所谓的“太平修史”之业，故而实际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以至“馆臣无可措手，史事无形停搁”，⑥终顺治一朝，史稿“仅成数帙”⑦而已。傅氏作为一名颇有见识且恪尽职守的史官，对于当时史馆形同虚设的局面感触尤深，不免有“清署余暇，素餐抱愧”，“伤大官之坐糜，悲岁月之流迈”⑧的感慨，从而逐渐萌发了私撰一代信史的想法。以此来看，官方修史难有进展的不力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激励傅氏决定私撰明史的重要原因，而较为清闲的史官职务，史馆所藏丰富的明代史料，则成为助其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条件。
    关于《明书》的成书经过，傅氏自称“搜求明兴以来行藏印抄诸本与家乘文集碑志，得三百余部，九千余卷，参互明朝实录，考订同异”⑨而成。其能够遍览《明实录》和明代重要的野史家乘著述，这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明史馆馆臣的重要身份，可以较为方便地阅览史馆内的丰富藏书。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傅氏所采取的将实录与野史、家乘著述“考订同异”、相互验证的史料方法，是很值得肯定的，正是因为他深刻认识到有明一代官修实录普遍存在“或夺于权势，或隘于见闻，或怵于利害，或徇于情面”⑩等缺陷，而私家野史著述又不免“各抒胸臆，不顾传疑，是非混淆，真赝参半”（11）之弊病，故而下决心通过仔细考辨各种史料的真伪得失来撰成一部传世信史。可见，其设想和立意是很高的。而这一撰述思想和方法既是对晚明王世贞关于“国史人恣而善蔽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12）的史学批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为后来《明史》纂修的顺利开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康熙朝《明史》的重新启动，在史料采撰方面所确立的“考问往事，旁及郡志邑乘、杂家志传之文，靡不网罗参伍，而要以实录为指归”（13）的原则，与傅氏之思想可谓如出一辙。
    作为清初第一部体例和内容均较为完备的记载有明一代全史的私家著述，（14）《明书》成书后引起了清朝官方的高度重视，康熙十八年（1679）重开明史馆后，于全国范围内搜罗史料，而《明书》即在首批明确征集的著述之列，并于康熙二十年由傅氏之子傅燮詷差人手誊两部转送史馆，（15）“论者虽议其体例，然亦不能不服其勤博也”，（16）在当时史馆内部还是反响较大的，它在体例、史料、史观等方面均对《明史》的续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为元末群雄立传的做法，撰写《戎马志》所用史料，对胡蓝之狱、靖难之役、土木之变等明代重大史事的看法等，均与《明史》颇为相近。（17）这一事实既体现了《明书》的价值，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官修《明史》对清初士人修史的重要导向作用。傅氏既身处官僚士大夫阶层，难免要在修史思想和历史见解方面应和官方立场，而这也是《明书》能够为官方所认可并得以征入史馆的重要原因所在。
    关于《明书》与官修《明史》的内在联系，有学者评论曰：“虽然顺治朝官修《明史》无成果，却直接影响到了另一部纪传体史书--《明书》的写作，可以说，没有顺治朝开馆修《明史》，就不会有傅维鳞的《明书》问世。”（18）很好地点出了傅氏私修明史的重要背景和契机，而需要补充的是，《明书》不仅直接缘起于官修《明史》，而且直接影响和作用于后者，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互补的紧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