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官修《明史》影响而成的私修明史著述还包括万言的《明史举要》。万言为清朝的副贡生，曾跟随叔父万斯同入朝修史，先后主纂《崇祯长编》、《明史》诸表及《列女传》。《举要》一书为其晚年归里后所私撰，与此前所撰明史稿有较大出入。联系到万言典型的遗民之后的身份，其耿直刚毅的性格，以及屡遭排挤陷害的坎坷经历，其之所以撰著此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表达对自己在修史观念上与清朝官方的不同看法。
    中国古代史家素来具有秉笔直书、追求信史、争做良史的传统，尤其是在面对官方修史的不利局面或严重的史馆积弊时，往往会表现出自觉执笔修史的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史载：“史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48）讲述的便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因历史动荡而普遍造成的史官失其职守或任其非才的局面，“在野”史家勇于承担修史重任的历史现象。此后历朝各代均不乏为弥补官方修史之弊而矢志修史的良史名家，如元代史官苏天爵因深刻有感于元朝自开国以来国史纂修进展缓慢，“功臣列传独无片简只字之纪”（49）的窘况而私撰《国朝名臣事略》；晚明史家王世贞、谈迁等为了改变有明一代“国史之失职”（50）的严重局面，终身以私修国史自任等，均是十分显著而感人的例子。相较而言，随着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逐渐加强和史馆制度的日趋僵化，官方修史效率低下和钳制、控制私人修史的弊病往往愈加凸显，但大批正直且有见识的史家从未听之任之，而是及时予以深刻反思和积极回应，而正是依靠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古代史学才能始终保持官方修史和私家修史双流并进、互动互补的格局不断向前发展，不至于完全沦为政治的附庸而失去其应有的学术化倾向，中国历史才能很大程度地保证其记载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综上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绝非两条截然两途的并行直线，而是存在着许多交叉和重合。尽管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个时期均存在着官方钳制私人修史的现象，甚至不乏诛杀史官、大兴文狱等惨烈事件，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修史对私家修史一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导向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在其所规定的尺度范围内鼓励和扶持私家修史；另一方面，历代有责任感的史家，大多未将自己完全置身于官方修史活动之外，或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修官史，借以实现个人名山事业，表达自己独立的历史观点，或深刻反思官方修史的积弊，积极寻求救治之方，从而写出了不少可与官修史书互为补充的传世著述。深入考察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和各个时期史学演进的具体历程，而且对于当下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协调好官方史学项目与私家个性化研究的关系，建立正确的学术评价体系，形成对史学成果有效评价的社会机制等，（51）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乔治忠：《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自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
    ②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
    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八《清初史学之建设》，中国书店，1985年，第84页。
    ④关于清初私修明史之群体，以往史家已多有论述，姜胜利先生将其分作遗民史家、与遗民具有某种联系的士人、参修《明史》的史官、官僚士人夫四类。见《清人明史学探研》，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⑤⑧⑨⑩（11）傅维鳞：《明书》卷一百七十一《叙传二》，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⑥黄云眉：《明史编纂考略》，载《史学杂稿订存》，齐鲁书社，1980年，第114页。
    ⑦杨椿：《孟邻堂文钞》卷二《上史馆总裁书》，《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
    （13）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万先生斯同传》，国学基本丛书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14）关于傅维鳞撰著《明书》的历史意义，谢国桢先生指出：“有明一代全史，实创始于傅氏，亦继起者所当取资也。”无论是从成书时间，还是历史影响来看，傅氏于明代通史的撰述确有创榛辟莽之功。《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1964年，第17页。
    （15）参见《明书》卷首附录“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二日礼部征书咨文”。
    （16）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二《名臣二·傅维鳞》，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
    （17）关于《明书》对《明史》续修之影响问题，目前学界已有较为深入的探讨，详见武玉梅：《傅维鳞与〈明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7-169页。
    （18）武玉梅：《傅维鳞与〈明书〉》，第53页。
    （19）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傅序》，中华书局，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