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但以民间商船为主体的长崎贸易却十分繁荣。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海外信息资料汇编《华夷变态》，因收录大量当事人口述的“风说书”，在清史、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日本史研究领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中国的口述史料在日本汇编成册，以书籍的形式流布于世，而且保存大量中国已经失传的珍贵文献，可以视作中日“书籍之路”的特殊形态[1]。
    一、《华夷变态》概述
    《华夷变态》是日本江户时代以中日贸易为背景形成的一种口述史料集--“风说书”的汇编。所谓“风说书”，日语“风说”即传闻、传说、谣传之意，是唐通事①对到日（尤其是到长崎）商船进行问询后采录并上呈江户幕府（有时简称为“江府”）的有关来船情况及中国内地、东南亚一带消息的报告。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曾对五卷本《华夷变态》作如下评述：“是书为日本德川幕府锁国时期，吾国闽粤福漳等地商船及南洋群岛吕宋、咬吧、和兰各国船只，来往长崎，其通事即调查其情况，征收税额，防止金银流出，加以限制；并将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据以汇报政府。”[2]994
    《华夷变态》所收录的“风说书”主要是以清初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为对象采制的，因清代赴日的中国商船在当时的日本被称为“唐船”，所以对中国商船采录成的“风说书”一般称作“唐船风说书”；又因其询问对象为“唐人”，也叫“唐人风说书”。日本学者大庭修在《江户时代日中秘话》中对此有云：“所谓‘唐人风说书’，是指唐通事经询问入港唐船船头后写成的报告书。其内容包括中国国内形势、他国形势、航海情形、船头与其役人情况、乘员情况等。报告书写成后，必须提交给长崎奉行，再由长崎奉行向江户报告。”[3]21
    作为在清、日闭关锁国时代的民间贸易流程中产生的特殊文献，“风说书”在当时属于机密文件。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史料，江户幕府儒官林恕(1618-1680)及其子林凤冈(1644-1732)利用职务便利，将所经眼的“风说书”陆续结集收入《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中。从《华夷变态》的序言可以明确看出汇编者的初衷：“朱氏失鹿，当我正保年中，尔来三十年所，福漳商船往来长崎，所传说有达江府者。其中闻于公件件，读进之，和解之，吾家无不与之。其草案留在反古堆，恐其亡失，故叙其次第，录为册子，号《华夷变态》。”[4]1
    结集汇编成的《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在当时也属于“罕传之秘籍”，虽“间亦有传抄本流传于外”[2]994，但民间人士实难寓目。这两种资料集后经广岛大学教授浦廉一博士的整理，1958年由日本东洋文库排版印行，1981年由东方书店再版，存世的“风说书”基本囊括其中。可以说日本东洋文库排印的三巨册《华夷变态》，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完整、最权威的“风说书”刊行本，也使学界赖以得窥“风说书”的全貌。
    “华夷变态”意为“华变于夷之态也”。之所以将这部“风说书”集命名为《华夷变态》，是因为日本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华夷”之别的思想影响，对于明朝作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地位尚未动摇，朝野上下普遍视满族为外夷，心理上对满人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共主难以认同，更何况清朝试图同日本建立的中日关系，与日本自身所梦想实现的帝国梦是相违背的，因此，明清鼎革在日本人看来是“华变于夷”。所以，当《华夷变态》的编纂者林恕听到“吴郑檄各省，有恢复之举”时，就流露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4]1的心情。正是基于这种视明为华、视清为夷的心理，编纂者才把以反映中国明亡清兴之世态变迁之时之事为主要内容的“风说书”的汇集命名为《华夷变态》。
    二、《华夷变态》的研究现状
    《华夷变态》因其所收录风说书的史料价值而颇受中日学界的重视，但由于风说书在当时是机密文件，除了在现场听取记录的通事及长崎奉行（幕府指派的地方长官）之外，能了解其内容的仅是幕府将军及其周围的几位高级幕僚。因此，“风说书”的研究最初是在幕府将军及其幕僚之间进行的，目的只是从施政者的角度期望从中获得制定政策的某些参考。
    林恕、林凤冈父子将“风说书”辑录成《华夷变态》和《崎港商说》，是“风说书”整理阶段的重要成果，也是其后风说书研究及利用其史料开展相关历史研究的必要基础。浦廉一的《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至今仍是有关《华夷变态》及风说书的最重要、最权威的研究成果，也是有关“风说书”及《华夷变态》文献学研究的唯一成果，大约与其同时及其后从事长崎贸易和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学者无不受惠于此。
    对于作为唐船贸易航路终端的日本来说，中国贸易船只的到来，乃是对外关系中的头等大事，加之日本有着收集海外情报的完善机制，因此在当时的公私文书及各种历史文献中对中国到日的贸易船只及相关情况都有大量的记录与描述，留下了相当多的文献与实物资料，“风说书”的保存也较为完备，使日本对于清初的中国始终保持着及时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日本学者在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加之占有天时地利，可以及时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研究，研究成果较多且问世较早。如大庭修、岩生成一、中村质、松浦章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属于成功的范例。
    对于《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中国人也早有关注。1906年，一本署名小林叟发、发行者为源光鉴的汉译本《华夷变态》在东京出版。该书编辑者的署名显然是由《华夷变态》“序言”的落款“林叟发题”而来，发行者的署名则被认为是假托之名[5]62。这本只有78页的小册子，是从通行的五卷本《华夷变态》中选录了与明清鼎革之际复明势力及日本有关的18件汉文资料，做了些微的变动，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谢国桢以为是书“盖吾国留学日本同盟会中人士，为鼓吹革命而作也”[2]994。这本译著流传不广，对中日关系史研究似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