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十年，国内在《华夷变态》和“唐船风说书”的研究与利用方面不见有任何进展，但这并不表明国内学者对这部分史料和这段历史事实漠不关心。继谢国桢对《华夷变态》的介绍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周一良也曾指出《华夷变态》的重要价值并期望史学界能将其译介到中国来，表明国内学者对此是非常关注的。只是因为《华夷变态》的各种底本--“风说书”均秘藏于日本各有关机构，难以寓目，再加上“此书所收报告为当时流行文体‘候文’，比较难懂”[6]321，致使我国学者虽知其于中日关系史研究之重要，但却五条件对其进行研究。
    近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国内一些学人开始零星地利用“唐船风说书”进行相关论题的研究。如华立1997年发表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可能是中国学者中第一个以“唐船风说书”为主题的报告。该文虽然旨在介绍日本学者松浦章披露的三条有关乾隆南巡的史料，也表明中国学者开始接触“唐船风说书”的史料并且有意识地利用相关史料开展研究。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于桂芬专著《西风东渐：中日摄取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专节讨论“风说书”制度。2003年，南炳文发表《“朱成功献日本书”的送达者非桂梧、如昔和尚说》一文[7]，针对某学者对《华夷变态》所录《朱成功献日本书》的误解进行辩证。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明清时代的唐通事研究》一文[8]，对唐通事的起始和世袭、规模和职责等等问题作了探讨。
    总的来说，国内学界对《华夷变态》的利用至今仍是零碎的，与“风说书”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其展示的研究可能性是极不相称的。或许是由于中国本身历史的厚重、文献的丰富，长久以来我们疏于对国外史料的系统研究。从清代中日关系史的角度来看，依据中国史料的研究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但是，“唐船贸易”作为维系清初中日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纽带，对在其航路的终端--日本形成的大量相关史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三、《华夷变态》在清史领域的价值
    历史科学的研究有赖于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史料的性质及其价值直接影响着相关历史研究的结论。《华夷变态》因其所录“风说书”是日本在锁国时代对到日商船进行随时采录的口述资料，内容广泛而且多是船员的亲历亲见，具有较高的时效性和真实性，在清史研究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如日本学者浦廉一为排印本《华夷变态》所作的长篇解题《华夷变态解题--唐船风说书之研究》中说：“即便是拿出每一件‘风说书’来看，其大部分也绝非街谈巷议之集成，而且，除了一般的口述之外，甚或有时一并提呈诏敕、檄文、公函等的原文，因之绝不可轻视其史料价值。而且即便是街谈巷议之类，也具有其相应的史料价值。”[5]71
    国内学者谢国桢在《增订晚明史籍考》中注意到“唐船风说书”包含的清代史料：“是项资料主要为唐船风说书，并杂以和兰陀（‘荷兰’的日语译音--引者注）‘风说书’，其中所记者多为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2]99并举例指出其史料价值：“清乾隆间严文网之禁，藏吴三桂檄文者罪且至族，今此本俨然具在，不可不谓珍本；且其他海外诸风说，亦皆研究中日及南洋交通之重要资料也。”[2]995
    赴日商船总能带去最新的海外消息，尤其是中国政局和社会文化动态，成为日本政要关注的对象。因此，《华夷变态》及其收录的“风说书”对于清史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参考意义。兹举例如下。
    1.清初中国航海史。对“风说书”所记赴日商船的出发港、航行路线、船头（船长）的赴日经历、船只航海次数、到达日本所需的时间、航行周期等问题进行详细考察，可以得出一些比较清晰的数据，为清初的中国航海史和交通史研究开辟重要的史料来源。我们还可以通过“风说书”所记内容考察赴日船工的来源，对其赴日之动机和心理进行分析，揭示对日贸易对当时中国沿海地区民众生活的影响，研究对日贸易在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从“风说书”所记述遭遇风浪的赴日商船数量和时间，也可以了解当时所经过海域的气候条件和海上风暴、潮流情况，以及海难应对机制等。
    2.清初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史。“风说书”的内容广泛，史料价值丰富，仅“风说书”的标题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丰富的信息。“风说书”的标题多以“（进港顺序）＋（出发港名）＋船人口述”的形式出现，即“风说书”是以赴日船只的进港时间为序、以船只的出发港为名编号的。考察“风说书”的标题，不仅可以了解该年度正式到达长崎港并接受登记检查的船只数量，也可以考察所有船只的出发港，并据以了解中国内地沿海各省以及东南亚地区海外贸易状况。
    笔者根据《华夷变态》存录“风说书”提供的进港顺序号，对1674年至1728年驶入长崎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统计，有不少于3059艘商船到达日本，其中有820艘船没有留下“风说书”，或者《华夷变态》失载。考察赴日商船的成分和归属，通过统计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到日商船的数量变化，可以了解东南沿海地区政治势力的更迭及其给赴日商船带来的影响。我们如果能确定某条船在不同年份以不同出发地名称出现，就能知道东南沿海地区商船的活动地域，以及主要货物集散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