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华夷变态》在中外关系史领域的价值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的中国和江户时代的日本都施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中日之间虽无正式邦交，中日交流却从未间断，而且掀起日本历史上摄取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高潮②，而促成这种局面的正是中国沿海地区赴日进行贸易活动的商船。
    赴日商船不仅将中国的生丝、白糖、中药材等奢侈品和生活用品带到日本，缓解了日本在锁国时代国内物资短缺的严重压力，也使贸易活动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赴日商船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这种主要由中国民间贸易船只完成的交流活动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在东亚辐射影响的最主要途径。从这层意义上说，《华夷变态》中的“风说书”为研究清初中日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文献素材。兹举例如下。
    1.清初中日贸易史研究。清初中日关系史的核心内容是贸易史，长崎是中日贸易发生的现场，也是日本江户时代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因此以长崎贸易史为中心的研究是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通过对到达长崎的贸易船只进行询问采录成的“风说书”内容的考察，探究当时中日贸易史上一些具体问题，有助于了解当时中日贸易的实际状况，推进中日贸易史研究。 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如日本学者中村质博士的《近世长崎贸易史之研究》[9]，通过对长崎会所的经营内容和财务资料分析，研究了贸易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差问题；岩生成一博士发表《关于近世日中贸易的数量考察》[10]一文，对到达日本的唐船数量进行了研究；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的研究》[11]也利用了《华夷变态》中对英国船只在中国沿海地区活动情况的记述。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尚有巨大的开拓空间。
    2.清初中日文化交流史。江户时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赴日商船在将大量生活用品带到日本的同时，还将大量的中国典籍乃至僧侣、医师、学者、画家等文化人带到了日本，有关中国的学问，如儒学、文学、艺术、语言乃至文化思想都得到日本朝野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不仅成为日本的官学，而且完成了其日本化的进程，有关中国的文化学术活动渗透至民间，涌现出众多的汉学家。如果我们将“风说书”与其他文献，如《唐蛮货物帐》、《舶载书目》等结合起来研究，并对赴日商人和随船人员进行细致的考察和分类研究，就会发现促进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如中国文人、“师匠”的东渡以及中国典籍的东传。这些史料的发掘一定会为清初中日交流史研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事例。日本学者大庭修就是将唐船输入的汉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大量文字、图像史料的考证、抉剔发微，著成《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12]一书，为他赢得1986年日本学术研究的最高殊荣--日本学士院奖。这一领域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和细节有待发掘和开垦。
    五、《华夷变态》在日本史领域的价值
    《华夷变态》收录大量海外信息，包括清朝的公私文牍、船员的街谈巷议，但唐通事向船员询问的多为江户幕府亟须了解的问题，体现了日本方面的外交关注热点，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收集海外信息的渠道与方法、日本外交政策如何与之互动。因此，这部“风说书”的汇编也为日本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兹举例如下：
    1.东亚局势与日本幕府的外交政策。“风说书”中虽多是“各地消息，海外风说，传闻之辞”，包含有某些敷衍不实之词；但也有“中土当时之敕谕、咨文、檄文、实务论策等”，为了解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状况和东亚局势变动等提供了多方面视角。如明末农民起义、满族势力的逐步扩大和明朝统治的没落、满族军队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清朝统治者与江户幕府的关系、台湾郑氏一族与大陆的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和天主教对东亚地区的渗透等，在“风说书”中都有详略不一的记录。更为重要的是，“风说书”中还记录和保存了一些不见于现存中国史籍的史料，如《华夷变态》卷二所载“吴三桂檄”和“郑锦舍檄”，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关于明末农民起义，《华夷变态》卷一收录有“抄录李贼覆史军门书”和两篇题为《大明兵乱传闻》的资料。是书关于郑氏一族统治台湾的始末记述尤为详细，对于研究台湾政治势力的演变和郑氏家族的兴衰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江户时代水户藩修史馆彰考馆总裁川口长孺奉命撰修的汉文史书《台湾割据志》③，就引用了《华夷变态》中与郑氏一族相关的史料。1828年，川口又用汉文撰著《台湾郑氏纪事》三卷④，昭示了“唐船风说书”巨大的史料价值。
    一件件“风说书”络绎不绝地从长崎送到江户幕府，成为锁国体制下的日本了解海外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唯一情报来源，也是其制定外交政策的“内参”。通过对《华夷变态》及其所录“风说书”内容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当时的东亚局势和中国明清易代的国内形势，也可据以了解日本幕府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
    2.锁国时代的日本海外情报搜集制度。 日本有史以来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着周边各国的动向和变化，有着自上而下体制健全、完善的情报收集机制。江户时代虽然实施锁国政策，但对于中国局势的变化比以往更为关注，对中国情报的收集更为重视。因为当时中国正值明清易代，而且满族军队1627年入侵朝鲜半岛，幕府的决策者需要密切关注中国新兴满族势力与明朝势力的进退，以及朝鲜半岛局势的联动变化，以便及时做出应对。但锁国政策的实施断绝了日本人直接了解外部世界的途径，于是前往日本的贸易船只成为日本了解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唯一或主要来源，因此日本对到日商船特别重视，对每只商船都要进行及时的问讯，将所得信息录制成“风说书”并上呈江户幕府。“凡唐船入港，即日邮报”，说明从“唐船”进港，就要由通事对其进行采录并译成日文上交长崎奉行，并在当天或最短时间内发往江户。据笔者初步统计，“风说书”从其制作地长崎封缄之后，大约在17-26天左右就会出现在江户幕府高级阁僚的手中。由此可见，江户时代日本的海外情报收集工作极其细致，惊人迅速，并能高效地运用于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