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谷应泰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是早于官修《明史》而成的另一部记载有明一代全史的私家著述，此书的撰著一方面源于谷氏雅好经史的旨趣和“网罗百代之志”（19）的志向，另一方面也与官修《明史》的引导和激励有着重要关联。在交代全书的撰述缘由时，谷氏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玩味，其言曰：“沿及明代，迄无成书，蒐厘条贯，盖其难哉！余谬承学政之役，兼值右文之朝，夙夜兢兢，广稽博采，勒成一编，以补前史。”“使读者审理乱之大趋，迹政治之得失。”（20）无论是从著史态度还是撰述宗旨来看，对于官方“稽古右文”的文化政策和重在总结政治经验教训的修史理念，谷氏均持十分明显的迎合态度。关于此书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目前所见史料中尚无明确记载，但考虑到顺治十七年针对御史董文骥借谷氏私撰明史加以弹劾一事，清朝官方经仔细审查全书后不仅未作深究，且公开予以承认的做法，以及康熙二十年谷氏所补撰的《天启四年实录》、《天启七年六月实录》被征入明史馆的事实，（21）《明史纪事本末》一书在清初当有广泛流传，故而很有可能为史官所参阅使用。
    此外，有的史官除了恪尽史职外，还利用史馆丰富的藏书条件，私撰明史著述，如毛奇龄撰有《圣朝彤史拾遗记》、《武宗外记》、《后鉴录》诸书。有的史官则将自己草拟的明史稿稍作修改后单独刊行，如尤侗将所撰《明史拟稿》的部分观点予以删削改动后刊于其文集《西堂全集》。（22）此类史著同样是有识之士借助官修《明史》的契机来实现个人名山事业的重要表现，虽然在记述范围和历史观方面均不敢超越官方史学，但在一些具体史事的记载和评论方面可与《明史》互为补充与验证。
    二、遗民史家对一代信史的追求与《明史》纂修
    遗民史家是清初私修明史群体的中坚力量，他们对明清更迭的历史剧变耳濡目染，记忆尤深，在国破家亡的历史创痛和新旧王朝交替的残酷现实面前，对于官修《明史》起初大多持抗拒态度，以至面对清朝史馆的多次延请，或坚辞不就，或婉言谢绝。然而，出于对故国的怀念和对信史的追求，一些有见识的学者却又自始至终未曾置身于事外，希望找到一个既能保持民族气节又可实现入世弘道的现实平衡点，从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官修《明史》的成书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宗羲为清初遗民史家的代表人物，也是在记载和保存故国历史方面最为勤奋、成绩最为显著者。从青年时代起，“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23）明亡以后，更是“闭户著述，从事国史，将成一代金石之业。”（24）相继撰成《明儒学案》、《弘光实录钞》、《行朝录》、《海外恸哭记》等众多明史著述。其晚年虽秉持高尚节操，不与新朝合作，但出于对官方钳制修史和篡改史事的担心，一直十分关注《明史》纂修的进展情况，并在推荐史才、提供史料、议订体例等方面不遗余力，在一代正史的纂修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上文所述，清朝自入关初始即诏修《明史》，以示车书一统、新朝奠基之意，但直至康熙十八年以后，随着“博学弘儒”科的施行和官方文化政策的转变，才开始真正进入实际纂修阶段。康熙皇帝的怀柔之策和“求贤右文”（25）的姿态，很好地起到了收拾和笼络人心的目的，将一批有才学的汉族知识分子充实到史馆中来，有力地解决了史才问题。即便是像黄宗羲这样一位“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26）的遗民大家，表面上虽以“母既耄期，己亦老病”（27）为由婉拒史馆之延请，但内心深处却在反思一个既不丢气节，又能监督和约束官方修史以求“定一代是非，勿使淆乱”（28）的两全之策，这便有了后来其举荐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入朝主持修史一事。可以说，《明史》纂修初期所面临的史才缺乏、史料难求、进展缓慢的不力局面，反而促使清朝官方和部分遗民史家为实现各自愿望双双作出让步，达成某种共识，这是二者在修史层面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的主要历史背景。
    除了向新朝举荐史才，黄宗羲在史料方面亦施以援手。万斯同入京临行前，黄氏即以《大事记》、《三史抄》诸书授之，以备他日修史之资。而其本人所撰多部明史著述，亦颇受官方重视，成为《明史》纂修的重要史料来源。康熙帝曾明确诏谕地方，凡其“有所论著及所见闻，有资《明史》者，着该地方官钞录来京，宣付史馆。”（29）
    除上述两项工作外，黄宗羲以局外者身份真正与史局交涉者，则莫过于力陈《修史条议》之不妥之处，矫而正之。与元修《宋史》设置《道学传》时君臣上下、史馆内外众口一辞的态度不同，清修《明史》提出类似想法后，立即招来四面八方的反对之声。一种观点以陆陇其、张烈等笃守程朱门户者为代表，陆氏认为有明一代理学家之成就远不及宋代周、程、张、朱等大儒，两代学术之差距实有“述”与“作”、“守”与“创”之别，为示对前贤之尊重，宜降而归于《儒林》。（30）张烈亦认为明代理学家几无可称道学者，并言辞激烈地批评明代心学一派“假孔孟以文禅宗，藉权谋以标道德，破坏程朱之规矩，蹂躏圣贤之门庭”，（31）担心修史者误将其列入《道学传》而辱没程朱圣贤。另一派主要以黄宗羲、朱彝尊等为代表，他们主张合“道学”、“儒林”而一之。尤其是黄宗羲，他面对《修史条议》中带有严重门户倾向的“尊朱黜王”的论调，特别是刻意贬低乃至抹杀浙东学派学术成就的观点，予以了有力的回击。一是强调朱、王二家之学并非殊途两分，决然对立，其对“格物”、“穷理”诸说的理解、阐释，实有相通之处，若“不从源头上论，徒以补偏救弊之言，视为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济水，故往往不能尽合也。”（32）二是对于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无乃刻乎？”（33）认为阳明之学，突破了明初理学家墨守朱学、只知承袭、不思消化的藩篱，在继承和吸收程朱理学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番革命性的改造，倡扬“致良知”说，对于明代中期行将衰微的程朱理学而言，实有承亡继绝之功。而刘宗周于晚明王学末流之积弊多有纠正，堪为明代理学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修史条议》对浙东学派于有明一代理学发展之贡献，缄口不言，一味指责其流弊，以偏概全，难以令人信服。更何况，任何一个学术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均不免出现偏离师承、分化离异乃至晚期衰退之势，岂可据此而贬低其学术成就和历史地位？
    从根本上讲，黄氏反对设置《道学传》，与清初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兴起，与其对有明一代学术积弊的反思与批评，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本人对晚明那些喜标宗旨、纷立门户、空谈误国的“道学家”深恶痛绝，鞭挞讨伐尚且不及，更不必说为其专门立传歌功颂德了。至于“道学”一词，在明代，尤其是明末，其内涵和意义早已不比两宋时期，不仅不是形容当世主要学术思潮和流派的主流词汇，甚至已经带有较为强烈的贬义色彩了。及至清初，更是成为有识之士严辞声讨的对象，即如后来学者所指出的：“明亡以后，学者痛定思痛，对于那群阉党、强盗、降将，以及下流无耻的八股先生，罪恶滔天，不值得和他算账了，却是对于这一群上流无用的道学先生，倒不能把他们的责任轻轻放过。”（34）此时《道学传》的设置已经失去原有的时代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