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黄宗羲在这场关乎《明史》编纂体例的争论中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其所倡导的反对“以水济水”的门户观念，鼓励学术争鸣和独创之见的进步学术思想，在与清朝官方思想的博弈与对抗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种将个人学术见解和修史思想施之史局的做法，恰恰是官、私修史互动的重要体现。
    相较于黄宗羲以史局顾问的身份监督和襄助修史的做法，万斯同可以说是实际修史工作的主持者，“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35）其入京前与师友辞行时有言：“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36）从中可以看出，对故国深切的怀念和立志纂成一代信史的信念，是支撑其以布衣身份隐忍史局二十余载的主要动力所在。换言之，他是想借助官方修史之便来实现其“以任故国之史事报故国”（37）的人生志愿。
    关于万斯同对官修《明史》的贡献，主要有三：一是端正修史态度，呼吁与修者要有“直道之行”、“裁别之识”，做到“论其世、知其人而具见其表里”。（38）二是仔细审定编纂体例，拟订传目，尤其强调了史表的重要性，提出了“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者”（39）的重要观点。《明史》之所以能成为历代正史中少有的几部体例赅备、纪传志表俱全者，实离不开万氏的重要建议。三是以身作则，亲自删削史稿。史载：“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叶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叶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40）由其所删定的416卷本《明史稿》，基本奠定了后来殿本《明史》的主体框架。
    总的来说，官修《明史》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编纂体例的严谨、赅备，其中很关键的两个方面即是《道学传》的废置和史表的设立，而这两条建议的主要提出者和论证者恰为两位出身布衣的遗民史家，他们通过不懈的努力将自身重要的学术观点和史学思想成功地灌输给史局，既坚守了民族气节，实践了个人学术理想，又有力地推动了官方修史的进展，实在是一种颇为值得肯定的睿智之举。
    三、“良史”精神：史家对《明史》积弊的反思与回应
    清初官修《明史》与私修明史之间的互动关系还表现为：面对官方修史刻意隐讳乃至篡改史事的严重积弊，部分有见识的正直史家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不仅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且勇于冲破官方的钳制和束缚，按照个人修史思想积极从事明史撰述，从而写出了不少可补正史之缺略的传世著述，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由万斯同倡导、温睿临执笔的《南疆逸史》。
    关于《南疆逸史》的撰述原由和主要宗旨，温睿临于全书《凡例》中作有明确交待，其言曰：
    昔吾友四明万子季野方辑《明史》，语余曰：“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成一书乎？”余曰：“是《明史》之所赅也，予何事焉？”万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桂、鲁附入怀宗。纪载寥寥，遗缺者多。倘专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时故老犹存，遗文尚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老尽矣，野史无刊本，日就零落，后之人有举隆、永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可听之乎？”余曰：“是则然矣，其间固有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讳也，删之则曷以成是书？”万子曰：“不然。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人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怒也。不得已而遂其志尔，褒与诛可并行也。且方开史局时，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何伤？”余因曰：“诺。”（41）
    从中可以看出，此书的撰著与官修《明史》有着直接的联系，确切地说它是万、温二人深刻有感于官修《明史》在体例安排和内容记载上的重大缺陷而矢志撰著的。当时，万斯同虽以布衣身份实际主持史局工作，但在关于明清易代之际一些重要史事的记载方面，清朝官方是钳制甚严的，尤其是对于南明王朝诸政权的历史，因涉及明末抗清斗争的诸多敏感史实，出于宣告“车书一统”、明清鼎革的政治目的，竟将其附于《怀宗本纪》潦草记载，不惜淹没众多历史事实。对此，万氏敢于冲破官方禁忌，大胆涉足南明史这一修史禁区，其精神着实难能可贵。而温睿临欣然受命，不负好友重托，自觉执笔修史的毅力，亦让人感动。
    既是为了弥补官方修史之不足，《南疆逸史》无论是在体例设置、记载内容，还是历史评论方面，均不乏匠心独运之处，与官修《明史》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被近世史家誉为现存价值最高的南明史著。（42）
    在编纂体例方面，全书一改官修《明史》将南明王朝视作僭伪政权、讳而从略的笔法，大胆地采用纪传体体例，将弘光、隆武、永历三朝及鲁王监国期间的主要史事归入“纪略”（实相当于“本纪”）予以记载，这无疑更加符合明清转折之际的客观历史形况。对此，温睿临解释道：“古史于帝王则称本纪，诸臣则称列传者，纪举一时政令大纲，列传止载一人一事，故称纪以别之。然太史公于项羽亦称本纪，以其号令一时，事多详载也。今金陵、闽、粤三君，位虽不终，亦自帝其地，各有政教，理合纪载，若拘入怀宗之例，则传且不列，何有于纪？非一代史体也。”（43）即要以严格、规范的撰述体例，完整地展现南明历史，其意义在于：它不仅有力地纠正和弥补了官修《明史》在编纂体例上的弊端和在内容记载上的缺略，而且对后世史家撰著南明史开启了重要思路。近代著名明史学家孟森先生曾严厉地批评清初官方钳制修史之弊，认为其“深没南明，颇为人情所不顺。当《明史稿》成时，南明三主，已援元修《宋史》例，止称三王，然不次于本纪之后，而特于诸王传之外，特辟《三王传》，自为一卷，犹见其与寻常诸王不同。至正史成，而三王各附入其始封之王后，为其嗣王，位置与他嗣王等，则更掩其保明遗统之迹矣。”（44）为此，他在撰著《明史讲义》时，“特矫而正之”，将南明史事，别为一章，题曰“南明之颠沛”，“叙事虽不能详，名义要不可终晦也。”（45）这与温氏的撰述思想可谓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均深刻体现出正直史家尊重客观历史的严谨态度和追求信史的优良传统。
    另全书在列传的设置上，亦颇精审，所分守土、死事、隐逐、逸士、义士、宗藩、武臣、逆臣、奸佞诸类目，意在集中凸显明清易代之际战乱不休、民族矛盾和军事斗争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时势和时代特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官修《明史》所要着力隐讳和掩盖的。
    在历史评论方面，尤其是对于明亡教训的总结，撰者亦不似官修正史那般噤若寒蝉，而是直抒胸臆，敢于讲出历史事实的真相，其所总结的“务虚名不采实用”、“别流品不求真才”、“争浮文不念切效”（46）三条，更是有力地切中了晚明社会“崇虚黜实”的积弊和症结所在，从浮夸的学术风气、社会习气等层面，深刻道出了明代逐渐走向衰亡的根本原因。
    总之，《南疆逸史》虽由温睿临操笔，但全书的主要撰述构想、史学观念和历史见解等，均与万斯同密不可分。万氏不仅积极提供修史建议，而且利用主持史局之便，将史馆搜罗的各种相关史料和自己撰著的史稿见示，供温氏采择。（47）可以说，全书从启动到最终成书，均与官修《明史》联系紧密，它是鉴于官修正史难以克服的“人恣而善蔽真”的弊病而作，在实际撰述过程中又直接受益于倡导者史馆实际总裁者的特殊身份，从中我们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官方修史与私家修史二者在修史思想上的冲突与碰撞，在实际修史进程中的互动趋势，以及在编撰体例和内容上的差异与互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