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前资本主义社会诸经济成分中“唯一的革命因素”
    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小商品生产的社会，那个时代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仅局限于商业活动本身。考茨基在《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屡屡将商业与其他各种经济成分进行比较，从而阐述了自己关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商品经济才是唯一革命因素的理论。
    农业和手工业是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基本的经济成分，同时也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方式，因而也是经济领域中最为保守、落后、传统、愚昧的部分。对这样的经济成分，考茨基有过切中要害的分析和评价，他说：“农耕和手工业都是绝对地守旧职业。它们之中是很少进步的，连进步的趣味都没有，缺乏竞争之鞭策，常常安于早代情境之中和事情之常态的进程，如果没有失收、瘟疫、战争，和同样的集体之灾祸，则也只令到一般从事于传统方法的工人，有他的日常面包而已，如果一碰到新鲜而未尝有过的情境，那便是他们失败和损害的时机了。”⑨考茨基的观点很明确，他指出“守旧”是前资本主义农业、手工业的最显著特点。这是一种习惯于“早代”传统的情境和没有变化的“常态”的经济形式，从事这种职业的劳动者，一贯知足常乐，因为他们只求“日常面包而已”。小生产意识决定着他们宁愿祈祷上天不要降予“失收、瘟疫、战争”，也不愿冒险去涉足任何“新鲜而未尝有过的情境”。当然职业的“守旧”特点，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农耕、手工业生产方式的低下所造成的：农业无法摆脱土地的限制，手工业局限于狭窄的特殊部门，这种生产方式的致命弱点恰恰在于，“农民和手艺匠更不能想及企图建树一种较高级的生产方式的问题……他们的梦想极其量也不过是恢复旧况。”⑩
    在古代，奴隶劳动是“当时的社会的基础”（11），但奴隶制经济却自其形成伊始就不是什么先进的生产方式，这是考茨基所一再告诫他的读者的。这主要是因为在没有大机器生产工具出现以前，利用廉价奴隶大规模经营的生产方式，既不标志着生产力的提高，也丝毫不能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反而还会抑制现存手工业的发展。考茨基指出：“奴隶的生产力其实是比自由农民的劳动较低的。”（12）这种生产方式之所以盛行于古代，完全是因为奴隶是一种极易从战俘及破产农民中获得的廉价劳力，所以“奴隶的劳动力是无须节用的，他的死亡是无足爱惜的”（13）。奴隶是人类历史上最没有劳动积极性的生产者，在非人待遇残酷压迫之下，“奴隶是愚鲁的，愤怒的，恶意的，渴望有可以加害于他所痛恨的，把痛苦加于他身上的人的机会”（14），以致于奴隶主只能把最粗鄙的工具交给奴隶使用，以防他们对工具的破坏。这种消极的生产方式对生产力是不会有促进作用的，因为“他的生产所根据的技术基础比之他所渐次消灭的小农的技术基础，不是较高，而是较低。这种技术基础不是不住地发生革命和扩展，而是始终一样。”（15）不仅如此，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对于古代农业、手工业的摧残却是严重的。因为当奴隶主看到奴隶经营更有利可图时，他们便把农民的土地大片大片的兼并，迫使小农破产并尽可能使其变为奴隶；另一方面，又由于任何改善奴隶的生产工具和劳动条件的作法都是荒唐可笑的，于是手工业受到极大破坏则是不奇怪的，所以考茨基指出：“城市和大地产中利用奴隶的各种工业对于自由手艺匠早已予以很大的打击了。因此，自由手艺匠阶级便不能不相对地减少。”（16）可见，尽管奴隶阶级在人类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可能是最富于战斗性的，但是就经济领域而言，奴隶制生产方式则绝非先进的因素。
    地主和奴隶主在古代社会往往是合二而一的，因为既然是大土地所有者，就必然拥有奴隶。对于奴隶制经济的落后性，上文已介绍了考茨基的观点，这里再来介绍一下考茨基对于地主经济所持有的看法。他曾指出：“大地主之永久不变的特质，是居家的习惯和地土的窄狭主义。”（17）所谓“地土的窄狭主义”应该说是地主阶级最本质的特征。地主与农民往往是对立的两个阶级，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二者也有共同点，即都离不开土地的缚束。地主世世代代靠土地进行剥削，他们不具有农民的勤劳品质，但却与农民同样固守土地，靠天吃饭，满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保守、落后的，它严重阻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地主们“对于终年游荡不息而有国际性质的商人，是非常反对的”（18）。然而地主经济毕竟不仅仅表现为自给自足而已，它的增长是以大量兼并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当代价的。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地主经济落后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地主阶级的最大欲望除了兼并土地就是奢侈享乐，而绝对不会进行资本积累。考茨基在谈到这一现象时曾说：“为大地产所排挤的农民愈众，则集中于一种私有权之下的土地和奴隶的总数便愈大，而剩余产品便愈多，剩余产品就是存于个人手中而除了个人享乐便没有用途的财富。”（19）再看所谓“居家的习惯”。地主阶级这一特质，指的就是地主虽然地产在乡下，但是自己并不亲自去管理而久居城市贪图享乐的习惯。地主经济虽然使得一些人得以摆脱体力劳动的束缚，而有空暇和精力成为知识分子或国家管理者，但是同时也铸成了地主阶级贪图享乐的特质。对此，考茨基曾根据希腊、罗马的情况指出：“奴隶劳动最初使主人获得空闲的时间以执行管理国家及默想大部分的重要人生问题的职务。可是，剩余产品愈多--这些剩余品因为土地集中，大地产扩大，奴隶增加的缘故，逐渐汇聚于个人的手中--一般富人便愈趋于把享乐的习惯，耗费这些剩余产品的习惯认为是统治阶级的最贵族的社会职责，便愈好作浪费的竞争，愈好赛宏伟，赛奢侈，和赛懒惰。”（20）与近代应用资本之后的土地业完全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命力在于资本家除了满足自己最大限度的消费之外，他必须考虑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地主经济给予剩余产品的唯一出路则只有挥霍浪费。考茨基在这二者之间曾有过一个生动的对比，他说：“近代的资本家所积聚的款项是为古代罗马最富有的人所望尘莫及的。”“不过，美国的大富翁虽然也穷奢极侈，他们的奢侈程度却远不及罗马富翁那么厉害，罗马富翁是以黄莺舌为宴会食品而且把珍珠浸于醋中的。”（21）更重要的，而且必须指出的是，如果说近现代资本家的奢侈尚有刺激生产之反作用的话，那么古代地主阶级的浪费却绝对无此经济效益。因为事实正如同考茨基所观察到的：“富人之奢侈愈增，但一般的人口却愈贫乏了。”（22）为了告诫读者，考茨基还特别强调指出：任何“以这些奢侈品为判断社会兴隆景象的根据的人”都是持“狭隘观点的人”。因为在古代，就在“整个世界都好像是不住地把财富喷射出”的时候，“这个社会早已走向灭亡之路了”（23）。而导致社会衰落的，正是当时的奴隶制经济和地主经济。
    与上述前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成分相比，当时的商品经济，即商业不仅是一种异常活跃的经济成分，而且“已是经济中的唯一的革命因素”（24）。这是因为商业本身所具有的那种无限扩张性在起作用，考茨基的看法是：“商业及其对于一般人类劳动的运用，其进行也和手工人及其具体而实用的劳动不同。后者之成功被个人能力严格限制；而商业之成功则并无限制。商业利益的限制，只在于钱币的数量、商人拥有的资本的数量，而这种数量却可以无限地扩大。”（25）类似的意思还被考茨基表达为：“贸易本身的扩张并不会碰到任何确定的限制，贸易本来就是一种不断超越其原有界限”的事物（26）。正是在商品经济这种无限扩张性特质的支配之下，商人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比，对于人类社会的前进具有一种蓬勃向上的革命性推动作用。商人不似农民那样故土难离，祖辈受到传统单调的土地经营方式限制，商人从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游荡阶级”。商人也完全不同于手工业者，因为“商人的活动和手工人的活动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商人不能自满在一种特殊境域上的一种特殊生产部门的知识；他的趣味愈为进步，它所包含的生产部门愈多，它的范围和生产的特种条件，以及它们的特种需求愈大，则愈能好好地选择在卖出时最能得利的商品；而且也愈能好好地选择那些买入和卖出最得厚利的市场”（27）。与流氓无产者和奴隶相比，商人既不像无产者那样“不事劳动”，也不像奴隶那么毫无“生产积极性”。商人出于永无休止的贪欲，以及众多竞争者的强烈威胁，他们对于自己的经营是丝毫不敢松懈和怠惰的。经历了惨淡经营之后，有些商人变为了富翁，他们也是贪图享乐的阶级。但是，与地主、奴隶主的奢侈、腐朽性相比，尽管同是贪图享乐，然而性质不同。地主、奴隶主由于受到土地自然力的限制，他们只有把剥削来的财富尽情挥霍，而无须考虑积累；但商人则不同，他们的享乐是以留出足够的积累以便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为必要前提的。总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所具有的经济成分中，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无限扩张性，决定着商业必然成为各种经济成分之中“唯一的革命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