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复杂的价值规律促进了人类抽象思维的迅速发展。
    在前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与农业、手工业和艺术等行业相比，还有一大历史作用，即它更有利于推动人类思维的发展。对此，考茨基多有论述，归纳其主要思想不外以下几点：
    其一，农民、手工人、艺术家只是“工匠”而不能创造思想文化。考茨基指出：农民、手工人、艺术家所从事的是专门化的特殊性工作，“他的特种工作，把他束缚于特种的地位，束缚于他的土地或他的工场。所以他所从事的工作之特殊限制，会令他产生某种心能的限制，希腊人给他以一个名字，为‘宾那西亚’（其意义为工匠）。苏格拉底在纪元前五百年曾经说过，‘虽然锻工、木匠和鞋匠对于本行技术非常精巧，但他们大多数都是奴隶的灵魂；他们并不晓得所谓美好和正义。’而纪元前二百年，犹太的耶稣西拉兹也发表过同样的思想。他说，手工虽然是实用的，然而手工人在政治上、法制上、道德文化之传布上都是没有用的。”（45）这里，考茨基赞同先哲的观点，为的是进一步阐述自己的以下观点。
    其二，商业发展了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考茨基指出：商人与“工匠”不同，“商人不能自满在一种特殊境域上的一种特殊生产部门的知识”，因为愈是具备广博的知识，他们就愈有可能寻求到“最得厚利的市场”（46）。而商人在寻求最大的市场价值的过程中，他们“所注意的最后分析，却只在于价格的条件，换一句说，他只注意于抽象人类劳动的各种不同数量的条件，再换一句话，只注意于抽象的数量关系。”“因此，商业便刺激数学的思想，同时并刺激抽象的思想”（47）。当商业扩张它的领域，面对各种气候、地域、文化、生产方式的时候，商人就必须进行各种比较，以便“在特殊事故的集团中找出一种普通的因素，在偶然事故的集团中找出一种必然的因素，而且在某几种条件中，找出屡屡得获同一结果的常见的因素。于是抽象化的能力便发展起来，数学思想也一同发展”（48）。总之，考茨基研究之后的结论是：“一句话，不是‘生产’的活动，例如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这些陈于科学研究之基础上的心能构造，发展它的实是‘非生产’的商业。”（49）
    其三，知识分子才是科学思想的创造者。考茨基强调商业对人类思维发展的推进作用，但他并不认为商业自身就是科学思想的创造者。为此，他明确指出：“这并不是说商业自身创造这种科学的研究。超然于利害关系以外的思想、追求真理、不为个人利益打算--这些都是商人所显然缺欠的。”（50）又说：“商业决不是一种鼓动个人超乎利害之外的科学研究的思想方式。商业为它的目的而发展必需的能力，然而它的实施却不为科学的目的。恰恰相反，在商业也容许一种超出于研究以外的影响的地方，但它的效果只在于为它自己的目的而对整理研究的结果进行指导。”（51）商人既然不能成为思想家，那么由谁来创造思想呢？考茨基认为在古代掌握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出自城市中的大地主，在东方由宗教的祭司阶层产生。他说：“科学思想的发展只能出现在具备着商业方面一切天才、经验和知识的阶级中，而且这个阶级还要不忙于寻求生活手段，由是，便有必须的闲暇和机会，以及从事于超出利害之外的愉快，又在解决问题时也不必注意于他们直接的、实际的及个人的收入。所以哲学的发展只在大的商业中心，而且只在那些除了商业以外，还有因素表现、即它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供给他们以闲暇和自由的中心。”（52）而这些人作为知识阶层，在西方是指在希腊海岸“城市中生活而且玄想的大地主”（53）；在东方大陆国家，特别是埃及和巴比伦的大商业中心中，则指掌管宗教仪式的祭司阶层。
    四、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理论对我国历史理论界的启示
    把商品经济视作前资本主义各社会阶级经济领域中“唯一的革命因素”，这是考茨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重要补充，对我国历史理论界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应该引起我们的再思考。
    其一，对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所谓自然经济是指那种产品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满足生产者或经济单位，如氏族、封建庄园，本身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占统治地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被商品经济所代替。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认识逐渐形成一个误区，似乎强调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就可以忽视商品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强调欧洲中世纪庄园式自然经济的同时，从来没有否认过古代希腊、罗马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我国史学界中一些学者却囿于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对战国、秦汉社会一度发达的商品经济不愿正视。这里存在的一个理论误解是，错把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形式认为是支配社会进步的经济形式，而把不占统治地位的商品经济则视作对社会发展无足轻重的经济因素。事实上，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因素未必是进步的，有时还可能是反动的，自然经济就是如此，对此经典作家早有论述；相反，那些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因素，往往却是最进步的，甚至是社会发展演进中的支配因素。考茨基关于商品经济是“唯一革命因素”的理论在这一点对我们是不无启发意义的。
    其二，对古史分期理论标准的认识。古史分期是我国历史理论界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它又包括探讨中国国家起源和封建社会起点两大问题。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史分期理论的讨论能够克服各种非理性政治运动的干扰而发展至今，成果是十分显著的。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各家学派的主张都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认识到经济条件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比如史学界在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中，虽然意见分歧不小，但都注意到了对奴隶制经济形态的分析。再如对封建社会起点的探讨，西周封建论者很重视直接生产者的身分，战国封建论者强调了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然而，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在对古史分期理论标准的认识中，史学界多数学者对于唯物史观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运用往往流于简单套用，而对氏族公社瓦解与城市国家兴起过程中商品经济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商品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诸经济成分中的积极作用重视不够。对此，我们有必要从考茨基的论述中寻求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