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胜自然经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商品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远不如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那么完善、发达，但是就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历史推动作用而言，却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归纳考茨基的观点，商品经济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重大影响。
    第一，游荡的交换经济促使人类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
    考茨基在考察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交换、贸易、商业这类商品经济形态时，十分强调交换经济的游荡性特征，及其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积极影响。在谈到商品交换的初始情况时，他说：“最先经营贸易的大概就是旷野间的游荡牧人。”（28）他指出，原本是游荡的生活方式便利于氏族间的贸易交换，逐渐地，牧人因为他们住居的流动性，就不仅为了自己的消费而获得远方的产品，而且还为别的民族所需要的东西而进行交换了，“换一句话，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保留这种商品供他们自己应用及消费，而实在于利用更进一步的交易手续使它们流通起来。所以他们便成为最初的商人”（29）。从此，以往便利于氏族间交换的游牧方式，已经转变为一种“游浪式的商业方法”（30），这种不固守一隅的经济形式不但给商人带来了丰厚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它从此肩负起了打破土地、职业、个人能力对人类种种限制的重任。换言之，正因为“商业之稳固性是不像农人和手工作者的职业”（31），所以交换经济才有可能使人类逐渐摆脱自然经济的束缚。
    事实上，我们人类正是在这种游荡经营的交换过程中，才得以冲破族界、国界，培育形成一种国际开放心态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商人出于利益的需要，必须努力打破国家疆界和民族隔离，以便增强与更多民族的接触。考茨基对此论述道：“商业是并不保守的，从其开始，便已由土地和职业限制中解放而自由，而其结果，便是国内情形之批判，因为他们是能够以别个国家或在别种条件之下所达到的标准为标准，而把国内情形加以比较，加以衡量。”（32）将国际间、民族间的标准加以对比，进行衡量，最终开扩了人类的眼界和胸怀。正是在这种开放心态之下，古代希腊人得以把黑海开放，腓尼基人则从地中海一直冒险而到达大西洋。
    交换经济促进了人类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民族个性的丧失。在人类历史上我们看到，那些单纯自给自足经济的民族，往往是貌似稳固，实则缺乏内部凝聚力；而那些有游荡经商特点的民族，虽然他们可能分散于全球各地，但却因其商业活动的性质，反而刺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感情。对此，考茨基有个观点很精彩，他说：“商业阶级同时就是社会中最国际的及最民族的部分。”（33）
    第二，残酷的贸易斗争建立健全了人类社会的竞争机制。
    商品经济的贸易往来，与小农及手工匠生产那种田园牧歌、温馨和睦的景致毫无共同之处。商业是一个绝对充满冒险、竞争的战场，这是勇敢者、强健者，甚至强盗才有资格从事的职业，它虽然纵容了人类的贪婪、残忍和欺诈，却也因此逐渐培育了社会的竞争机制。
    小生产者劳动的目的在于养家糊口，以求温饱，因而他们的信条是得过且过，知足常乐，与世无争。地主老财们不事劳动，却信奉醉生梦死、及时行乐的人生准则。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缺乏竞争意识，没有冒险精神。这当然是因为他们代表的自然经济本身，就极其缺乏竞争因素。相反，商品经济从它形成之日起就是一项极其冒险的事业，考茨基曾就此为我们描述了如下的景观，他说：“商人不特随时都为自然界，它的波涛和绝壁、它的沙漠、饮水或养料的欠缺、严寒或暴热所苦，并且他所带着的货物又往往为强者所夺。其始，贸易只是一种举行于一个部落与另一个部落之间的事情，后来却变成一种惟有藉助于大队人群、陆地运货车、海洋商船队才可以实现的东西了。进行这种冒险事业的人员统统都要携带武器和具有可以防御其属品的能力。因此，贸易便成为一个训练好战精神的学校。”（34）因此，考茨基指出贸易“这种工作是要有力量和勇气才可以做的。”“这种工作所包括的重责比之战役的重责并不见得较轻，这些重责是只有强健的人才可以胜任的”（35）。
    冒险的事业必然充满着激烈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在古代又通常表现为战争。“商场就是战场”这句在今天多少带有比喻色彩的用语，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却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写照。道理是很简单的，在市上“买者愈多，则买者所想买的商品的价格是会愈高的；卖者愈多，则卖者所带来的商品的价格是会愈低的；换言之，竞争者愈少，则买价与卖价之差额--即利润--便愈大”（36）。因此，商人必须凭借暴力尽可能多地把竞争者驱逐出自己的市场，于是我们看到，当时“无论在什么地方，互相毗连的几个大商业都市一旦出现，它们不久便会开仗了”（37）。结果，胜利者在把竞争对手驱逐的战争中，获得了极大的商业利润。总之，商战是“由一种争利的因素变成一种生利的因素”（38）的最有效、最常见的竞争方式。
    贸易竞争既然与商业战争是密不可分的，那么贸易与掠夺之间，商人与强盗之间的界限就难以划分了。正如考茨基所告诉我们的：“贸易和劫掠本来就是很有密切关系的东西”（39），“商业和盗贼是两种非常切近的职业。”（40）因此，考茨基在强调商人富于竞争精神的同时，对这一阶级残酷、欺诈和贪婪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说：“商人的特性为永无满足的贪欲，同时对于他的竞争对手及他所剥削的对象则非常蛮野而残酷。”（41）
    竞争是残酷的，但充满竞争的商品经济却有着特别的优点，即它是人类社会中最乐于接受新事物的职业。考茨基在谈到商人迫于竞争压力而努力创新的情况时指出：“商人为竞争之压迫所克服，比之农夫和手工人显著得多，因为他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之商业大中心中，都遇见了他的竞争者。所以，他便不得不常常远瞩，注视到有什么新的东西之发现，而尤其在于改进贸易方法，以推广他的商业关系之范围。”（42）我们知道，在近现代商业与工农业间界限划得很清楚：前者属流通领域，后者指生产领域。但在古代则不同，商业经营者从事商品的交换活动，而且还相当大程度上参与生产：他们总是在“不断寻求新顾客、新生产者、新原料出产处、新工业地点、新购买者”（43），他们整日奔波，“把新的产品和新的方法从外国输运进来，这便提供了思想的原因，而最后，还产生新的有利益的栽植和新的方法”（44）。就是在种种“新利益”的永恒的诱惑之下，商人于是成为最富于创新意识的阶层。
    总之，商品经济从来是一种危险而残酷的事业，但也就是在这种残酷事业的发展进程之中，社会的竞争机制、人类的竞争意识才得以建立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