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自顺治朝开馆纂修《明史》，-直到乾隆年间，近百年才最终修成《明史》。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在中外史学交流上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因为在中国传统史学中，恐怕没有哪朝修史能引起邻国如此热切的关注。在整个《明史》纂修过程中，朝鲜李氏王朝(1392-1910)始终密切关注，并时常派使臣就有关史实前往北京辨诬。检视这一交涉过程及其相关问题，不仅能深入把握清代中朝关系的特质，而且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史学在东亚的地位及其对邻国的影响。
    一、清修《明史》的经过与朝鲜所关注的问题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清兵入关；十月，清顺治帝迁都北京，是为顺治元年。次年四月十一日，御史赵继鼎奏请纂修《明史》。当时，清兵正在各地征战，南明政权以及各地的抵抗如火如荼地进行。在政权尚不稳固的情况下，顺治帝却采纳了修《明史》的建议，于五月初二日下诏修《明史》，并以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刚林、范文程等为总裁官，开馆修史。但是，因为战事频繁，国事不宁，总裁只是援例“监修”史书的官员，其他纂修官也并非真正的史官，人员缺乏，加上资料散乱，直到康熙十八年（1679年），《明史》纂修进展缓慢，故学界称这一阶段为草创时期。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藩之乱”接近尾声，国事渐趋稳定，康熙诏开“博学鸿词”科；次年，一批硕学鸿儒得以齐集朝中，给正在纂修的《明史》招集了一批人才。从康熙十八年(1679)开始，《明史》纂修纳入正轨，进度也加快了，徐元文、徐乾学、汤斌、熊赐履、王鸿绪等先后任总裁。到雍正元年（1723年），先后编成了熊赐履的《明史稿》四百一十六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和王鸿绪的《明史稿》三百一十卷，由此奠定了《明史》的基本规模，是为第二个阶段。雍正元年到乾隆四年（1739年），为《明史》殿本之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由汪由敦、杨椿等史官在王鸿绪《明史稿》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张廷玉进呈《明史》全稿三百三十六卷；乾隆四年，署名张廷玉等纂修的殿本《明史》得以刊刻，由此《明史》公开面世。此后，大规模纂修《明史》的活动暂告一段落。但是乾隆帝对于殿本《明史》并不满意，认为其中依然有许多“犯讳”处。在《四库全书》纂修之时，启动对殿本《明史》的修改工作。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四十七年（1783年）结束，最终将改定的《明史》录入《四库全书》，从而又有了一部《四库全书》本的《明史》。从1645年一直到1783年，《明史》纂修将近一百四十年，即使到殿本刊刻的时间也有九十余年，时间之长、参修人员之多是中国官修史书中的特例；而在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过程中，引起邻国如此强烈的关注，也是独一无二的。
    明末清初之际，清王朝经过两次战争，将朝鲜征服。1637年，在汉城南汉山城，朝鲜国王仁祖向清太宗皇太极称臣，签订盟约，建立宗藩关系，朝鲜从此成为大清国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多次派遣燕行使前往北京，“燕行”成为朝鲜李氏王朝最为重要的国事。燕行使在完成使行任务的同时，打探清朝情况也成为其一项重要的任务。每次使行中的书状官，必须汇报使行情况及途中见闻，因而清廷中所讨论的重大问题，朝鲜“燕行使”都能获知一二。
    朝鲜使臣最初获知清廷在编修《明史》是康熙十一年（1672年）福昌君李桢、福善君李柟一行，他们回国后即上疏国王。他们深知，清修《明史》与朝鲜关系密切。朝鲜作为明朝最为重要的藩属国，清修《明史》中自然会涉及朝鲜的历史（该书《外国传》中的首篇就是《朝鲜传》）。更为重要的是，朝鲜燕行使多次发现，明朝史书中关于朝鲜王朝历史记载有许多谬误，他们担心清修《明史》沿袭旧说，以讹传讹。在朝鲜关注的问题中，主要有三个大的问题：“国朝宗系事、太祖得国事、仁祖登极事，传闻讹谬，皆误记于《大明会典》等书。”①
    首先，“国朝宗系事”即宗系问题，就是将朝鲜开国始祖李成桂说成是高丽末年权臣李仁任的儿子。最早误记李成桂世系始于朱元璋时《皇明祖训》，后来的《明会典》因袭其说，以为李成桂是高丽末权臣李仁任之子，并言其父子首尾凡弑高丽四王。事实上，李成桂与李仁任毫不相干，故此朝鲜屡屡派遣使臣与明朝交涉，希图改正。一直到万历十五年（1587年）《明会典》第三次改修时，方得修正。修正后的《明会典》中有这样一段话：
    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人之后，以辩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②
    它将朝鲜为了改正《明会典》之误而三番五次与明朝交涉之经过勾勒出来，真可谓历尽艰辛。所以，朝鲜对于明清史籍中记载李成桂世系极为敏感，对于清修《明史》中能否采纳正确的说法心存疑虑。
    其次，“太祖得国事”即李成桂立国问题。这是与宗系问题密切相关的。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废除高丽幼主，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政权。朱元璋对李成桂之夺权很不满意，故最初双方交往颇不融洽，表笺问题、贸易问题等接二连三发生摩擦。因而明朝史书中便有记载称，李成桂立国乃是“篡夺”而来的，引起了朝鲜君臣极大不满。
    最后，“仁祖登极事”即仁祖反正的问题。明万历末年，建州女真兴起的时候，朝鲜国王是光海君。在朝鲜十几位国王中，光海君是对明朝最不敬的，因为他为世子期间，明朝以他为次子，十几年间曾经五六度拒绝册封他为世子。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处于寝食不安的状态，担心世子职位随时被他哥哥临海君抢去。所以，在他成为朝鲜国王后，虽然礼节上对明朝还维持事大的传统，但事实上，面对日益严重的女真人的威胁，他采取“事大则日新恪谨，待夷则务尽其权”③的策略，以图保安社稷。在1619年明朝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中，光海君令都元帅姜弘立率军往援辽东，姜弘立秉承光海君旨意，在战场上坐以观变，发现明军失利，即与后金约和，朝鲜大部分军队在姜弘立率领下降于后金。获知姜弘立降于后金以后，承政院、备边司屡启拘捕姜弘立家属，但光海君以为“弘立等只陈虏情而已，有何卖国之事乎”而不予批准。由此可见，明朝不册封光海君为世子，影响是何等之大。与之同时，光海君始终暗中与后金往来，但当时后金对其暗中往来方式很不满，认为“交则交，不交则已，何必暗里行走”。④光海君试图寻找一条既应付明朝又不开罪后金的策略，但相当艰难。光海君的两面政策，虽然使朝鲜免遭一时兵灾，但与朝鲜的事大主义传统相违背--明朝尚存，朝鲜不应当弃明而投金。朝鲜人把后金看作“夷虏”，光海君却弃“中华”（明朝）而交“夷虏”（后金），背逆了朝鲜信奉的正统观。明天启三年（1623年）二月，朝鲜发生宫廷政变，国王李珲（光海君）被废，其侄李倧继立，是为仁祖。光海君先被流放至江华岛，再流放于济洲岛，六十七岁卒于流放地。对于仁祖登极事，明未有多家史书记载此事。但朝鲜君臣发现有许多错误，他们读后非常气愤，在肃宗国王辨诬奏文中直陈其误：
    臣之曾祖父庄穆王臣某（即仁祖），素著勤勚，以藩屏于大朝，此大朝之所尝宠绥嘉奖，在小邦则实是更始人伦、拨乱反正之君也。而小邦于顷岁，得见明朝野史所谓《十六朝纪》者，其诋诬臣先祖，无所不至！以先祖之聪明仁孝，实德在躬，而谓之“走马试剑，谋勇著闻”；以先祖之骨肉遘祸，屏处忧慑，而谓之“常在废君，左右用事”；金墉十年，伦纪灭绝，天人愤怒，归于有德，而乃曰“密约祖妃，救火为名”；义举既正，私恩亦伸，保全赡养，以终天年，而乃曰“绑缚旧君，投之烈焰”。明伦之事而拟以逆节，光复之烈而比于篡代。至其媾倭等说，尤属虚捏诪张诬罔，诚有所不忍言者！⑤
    关于仁祖反正史实记载之误，是朝鲜关注清修《明史》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虽然朝鲜也很重视，但有改正之《明会典》，朝鲜有据可依；而仁祖反正之事发生在明末，朝鲜获知明朝野史记载也很晚，只是发觉清朝在修《明史》，故而前往辨诬。因为这些历史记载不合朝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