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祖年间，辨诬之事再次提出，而且经过多次交涉，终于有了结果。英祖元年（清雍正三年，1725年），时值王鸿绪《明史稿》编成，乃由汪由敦、杨椿等人在大力改修之际。先是，左议政闵镇远提醒当局注意《明史》中对朝鲜宗系之记载，认为虽有《明会典》之改正，但清修《明史》是否采纳还令人怀疑。不久，接到燕行书状官赵文命疏，提及“得见《明史》，则诬蔑圣祖之言，狼藉云云”，而且获知“闻彼中修史，方付阿克敦开局”。阿克敦，字仲和，满洲正蓝旗人，雍正元年（1723年）被命专管翰林院掌院学士，充国史、会典副总裁，曾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三年（1725年）三次出使朝鲜(16)，因而朝鲜君臣对他相当了解。英祖遂决定于次年（1726年）二月，派遣辨诬使前往北京，再次就《明史》中的有关问题辨诬。五月，到达北京后，即递上辨诬奏文。不久，清礼部议覆：“今该国王奏称，有《明十六朝记》，直以篡夺书之，实属冤诬，请删除杂说，著为定论。应如所请，俟《明史》告成后，将列传内立李倧之事，颁发该国。”雍正皇帝准奏。(17)次年闰三月，辨诬使回到朝鲜，副使郑亨益曰：“誊本比初稍胜，而犹不无碍逼之语，臣等不善奉使之罪大矣。”《朝鲜王朝英祖实录》曰：“盖《明史》，记我朝仁祖事，语多构诬，清国方修《明史》，故前后使行，每请改而不许。是行也，清国执政常明者，为之周旋，略改字句，仍示誊本，使臣受还而犹未尽改矣。”(18)此次朝鲜辨诬使找到满洲贵族常明，将尚未成篇的誊本抄回，虽有所改动，但朝鲜人还是不满。因有所改动，朝鲜遣使谢恩。虽然未能完全满足朝鲜的愿望，但毕竟有所进步。
    英祖六年（清雍正八年，1730年）四月，冬至使金东弼等自北京回还，以《明史》中仁祖辨诬一册誊出者，进呈英祖曰：“仁祖卞诬，此是自先朝四十年经营之事，而今幸顺成。但史册中，书太祖大王事，文字怪异，史断所论，尤肆辱说，不可不卞诬矣。”英祖闻知曰：“我太祖开创，比宋艺祖，尤有别焉。中朝传闻，虽曰多错，二字下语，极其骇痛，不可不伸卞矣。”(19)此次仁祖登极事虽然改正了，但是对太祖立国事之记载，极其不满。英祖指令，一定要再次辨诬，力求使之改正。当即派谢恩使西平君李桡前往谢恩，兼辨诬使。次年四月，李桡回朝鲜复命，将其在北京与明史总裁张廷玉、留保、常明等人的交涉经过详细禀报，其曰：
    留保是彼国主文之人，与常明姻好，且是总裁官张廷玉之亲友也。常明于我国，素所尽心者，邀留、张二人，涕泣请改，两人感而许之。常明言于臣曰，国史中所欲改字句，并即拈示云，故臣等以朱笔，点“纂”字、“攫”字及“自立”等字而送之。常明示留保，答书曰：“丙午年，皇上已特许之，可随意改之也。”由是，事得顺成。但“自立”云云，常明云：“是野史中语，而《明史》则无之，既云无之，则何必请改？”盖彼言既可信，文势亦非仓卒间构出者。译官金时瑜，与常明相面，则常明曰：“刊本当出送于冬至使之行，当以五六千金为谢也。”仍求善马及明珠两个。胡人虽有文学者，于财则甚吝，独留保不受赂遗，曰：送史册而国王有礼谢，则不当辞云矣。(20)
    这段史料中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此次改正之史乃是朝鲜太祖立国事，上次关注的是仁祖登极事。他们一点点地要求清朝改正，费尽心思。其次，与朝鲜改正史书的三个重要人物是留保、常明与张廷玉。留保，字松裔，满洲正白旗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举人，六十年（1721年）赐进士，改庶吉士；雍正元年（1723年），散馆授检讨，累迁通政使、侍郎，历礼、吏、工三部；乾隆初，乞病，致仕。(21)雍正初年，为《明史》总裁之一。常明与张廷玉都是雍、乾时期的重臣，其中，常明对于朝鲜改正史书作用甚大。再次，此次修改经过，是常明要李桡用朱笔点出“纂”、“攫”及“自立”等字，然后送给留保改正，这与前面几次改正的方式几乎一样，由朝鲜燕行使直接标出修改处，清朝史官一一照办。可见，清纂修官是充分尊重朝鲜辨诬使意见的。最后，朝鲜为了改正史书之“诬”，向有关人员行贿；常明更索贿，不仅求金，而且求善马与明珠。与常明索贿截然不同的是，留保坚辞不受，被朝鲜国王英祖称颂“留保尽磊落”。
    英祖六年（1730年）、七年（1731年）的两次辨诬，将朝鲜最为担心的仁祖登极事与太祖立国事都改正过来，基本满足了心愿。于是，朝鲜急切想获得清赐之《明史·朝鲜传》。清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戊午，雍正帝下诏：“该国王急欲表先世之诬，屡次陈请，情词恳切。著照所请，将《朝鲜国列传》先行抄录颁示，以慰该国王恳求昭雪之心。”(22)正式将誊本之《明史·朝鲜传》颁赐给朝鲜。朝鲜君臣十分重视此事，准备以隆重的礼节迎接《明史·朝鲜传》的到来，礼曹上启国王迎接礼仪曰：
    诸大臣皆谓使行渡江后，该道定差使员赍奉。而沿路各邑，具龙亭、仪仗，迎接于五里外。到迎恩门后，礼官及使臣同陪入城，自上祗迎之礼权停，而设位于阙门内，百官序立设位傍祗迎为宜云。(23)
    完全是按照宣祖年间迎接明赐《大明会典》的礼仪规范。《朝鲜实录》曰：“盖宣庙朝《会典》颁降时，已例有可据，故大臣之意如此。”
    英祖八年（1732年）五月，冬至正使洛昌君李樘、副使赵尚絅、书状官李日跻奉誊本《明史·朝鲜传》还，朝鲜举国上下迎之如仪。英祖国王在时敏堂接见使臣，迫不及待地翻看《朝鲜传》。但当他看到书中还是称李成桂“自立”时(24)，遂问是谁不让改，答曰汪由敦。尽管诸臣向他解释朱熹书刘备也曰“自立”，但是英祖还是“予心犹未释然”。李樘将使行经过一一禀报，说在“明太祖本纪”和“熹宗本纪”中，也皆有载录李成桂立国与仁祖登极事。还说因为张廷玉之阻难，他们未能购得全本之《明史》。最后，李樘说：“此册未见之前，忧虑实多，今则宗系事、列圣朝事，俱如意厘正，不胜万幸。实多常明及留保之力。银货及果下马、真（珍）珠等物，常明责征，故臣等使首译，弥缝答之，而不可无致谢之礼矣。”(25)既然满足了愿望，朝鲜国王也基本同意了给几位清朝史官的重礼，同时重奖了李樘等三位燕行使。
    朝鲜最终还是想得到刊刻本的《明史·朝鲜传》。乾隆初年，殿本《明史》得以刊刻。乾隆三年（1738年）十一月己酉，乾隆下旨：“该国王请颁发伊本国列传，情词恳切。朝鲜列传既已成书，著照所请，先行刊刻刷印颁给，以副朕柔远之至意。”(26)英祖十五年（清乾隆四年，1739），奏请使金在鲁遂带回刊刻之《明史·朝鲜传》，朝鲜“具龙亭、鼓吹”迎接，英祖在宣政殿跪受。(27)这样，对于清修《明史》之辨诬活动算是告一段落，并达到了最初的目的。但是，只得到《明史·朝鲜传》，英祖并不满足，他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全套《明史》；当年（1739年）十一月，引见冬至正使绫昌君、副使李匡德、书状官李道谦时，“命购《明史》全帙而来”(28)。后来，朝鲜果然得到了整部《明史》。
    自显宗朝开始，朝鲜就关注清修《明史》，酝酿辨诬活动，历经三朝，一直到英祖年间才最终遂愿，应该说是一波三折，并不容易。清修《明史》本是其“内政”，朝鲜何以如此关注？即便是清朝对于朝鲜史实记载有误，也是正常的，朝鲜又何以如此重视，非要将他们认为错误的记载改正过来？这里有着深刻的原因。具体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