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朝鲜是中国明、清两朝的藩属国，每当新国王继位，需要宗主国明、清的册封，以确立其正统地位。对于朝鲜国王先祖记载错误，直接关系到其本朝地位是否具有正统性的问题。前面提到的三件事，宗系错误、李成桂的立国、仁祖登极，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系其后代，先祖的正统性受到怀疑，其后继者自然也就受到牵连。而对于误载之史实，朝鲜皆称之为“诬”。“诬”与“误”，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诬”强调编纂者的主观意图，好像是编纂者明知正确的史实，故意写错，因而是“诬”。而“误”则是错误、谬误、舛误，并无对主观意图的强调。在朝鲜辨诬主事实中，一切史实的错误，都斥之为“诬”，可见朝鲜王朝对此之重视。所以，历代朝鲜国王皆不厌其烦地派使臣辨诬，要求改正。同时，朝鲜在与明、清的交往中，辨诬成为朝鲜使行中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朝鲜向宗主国明、清两朝辨诬有着悠久的传统。前面提到，朝鲜为了宗系问题，曾上百年派使臣前往明朝辨诬，最终使得《大明会典》改正。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朝鲜也屡屡派遣使臣前往辨诬。例如，壬辰倭乱期间，针对明朝兵部主事丁应泰奏疏，论及朝鲜与倭勾结，朝鲜派出使臣辨诬，并为一同受到责难的明朝经略杨镐申诉。当清修《明史》之际，朝鲜再派使臣前往辨诬，正是这种辨诬传统的继续，同时也是表明藩属国朝鲜清白的一种方式。在这种辨诬过程中，从某种层面上，可以体现朝鲜向宗主国争取自己的权利，凸显其自主的意识。
    其次，朝鲜在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在与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都深受中国的影响，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历史上朝鲜自认是中国文化的分支(29)，“惟我小东，世慕华风”(30)。慕华是朝鲜的传统，生活于19世纪的朝鲜性理学大师柳麟锡论道：“吾之慕中国，非我独为也，吾之先师，吾东诸先贤为之已甚矣。先贤、先师为之已甚，吾不敢不为也。”(31)因而可以说慕华思想深入人心，是朝鲜一种悠久的文化精神。柳麟锡认为，中国有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之为君王；有若皋、夔、后稷、契、伊傅、周召之为臣；有若孔子、颜回、曾子、子思、孟子、程颐、程颢、朱熹之为圣贤；有若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准则；有若六经四子之为文。这些皆为朝鲜所推崇的，是故又焉能不慕！作为儒家文化圈下的朝鲜：
    服事中国，效中国君臣之为治而治，学中国圣贤之道而道焉，法中国伦常礼乐制度文物之为则而则焉，读中国六经四子之为文而文焉。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国以为国，人以为人矣，君中国而师中国也。(32)
    这正是朝鲜慕华思想根源所在，一切以中国为本位，“细大何法，无不自中国而法焉”。尊中国圣贤，习中国典籍，用中国文字，以中国之君为君。因此，他不但主张慕华，而且提出“慕中国可不先于本国乎”，将慕华置于朝鲜之上，因为只有在崇慕中国的过程中，才能找到朝鲜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在这种“慕华”的过程中，中国的相关认识与思想，对朝鲜影响都非常大，而中国方面关于朝鲜本国历史的错误认识，当然是朝鲜所无法容忍的，这涉及朝鲜的自我认同问题，故而他们不能不辨。
    再次，中国史书对朝鲜影响很大，中国史书源源不断地传入朝鲜，成为朝鲜学习与效法的榜样。中国史书中记载朝鲜历史的错误，一旦谬论误传，影响会很坏，因而必须改正。朝鲜使臣来到北京，总是想方设法搜求史书，带回朝鲜。所以，中国的史书大多传到了朝鲜，成为朝鲜学习的范本。中国传统的史书体裁纪传体、编年体、纲目体、纪事本末体都传入了朝鲜，朝鲜的史学也就是中国传统史学衍生和发展出来的。明朝时期，刊刻的许多史书都传入了朝鲜，对朝鲜影响非常大；对于清官修《明史》，朝鲜自然极其关注，因为也是他们今后学习的一种文本。尽管因为华夷观的影响，朝鲜从文化心态上看不起清朝，但是在实际交往过程中还得奉行藩国的职责，让士人读清朝的书。清朝史书若记载错误的朝鲜历史，对朝鲜士子影响也就很坏，这当然是朝鲜不愿见到的，因而也成为朝鲜辨诬的一个重要理由。
    综上所述，从显宗十四年（1673年）朝鲜正式讨论向清朝辨诬开始，到英祖十五年（1739年）朝鲜得到刊本的《明史·朝鲜传》，近七十年的时间，经历了几次派使臣前往辨诬，尽管也受到过冷落，甚至受到责难，但朝鲜最终还是达到了目的。最关键的是英祖年间的辨诬，有三四次之多，在清朝纂修官的帮助与配合下，基本上按照朝鲜的想法改写了有关朝鲜方面的历史。这种辨诬有深层的原因，既涉及国王的正统性问题，又影响他们的自我认同，而他们又有辨诬的传统，故而总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最终使得清史官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将改正后的《明史·朝鲜传》颁赐给朝鲜。
    三、朝鲜对《明史》之批评与《明史》对朝鲜之影响
    在清修《明史》的过程中，朝鲜史家也编修了许多《明史》，有数十部之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玄锡的《明史纲目》、朝鲜国王正祖编的《明纪提挈》、成海应的《皇明遗民传》等等。对于明史，朝鲜学人十分关注，甚至相当熟悉。当张廷玉《明史》传入朝鲜以后，自然引起朝鲜学人的极大兴趣，但这种兴趣之后更多地表现为批评。
    首当其冲的当然还是有关朝鲜史实记载之误。虽然有过多次辨诬，清修《明史》中还是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英祖对于《明史》书李成桂“自立”，多次与朝臣讨论，尽管几经解释，他还是心存不满。英祖二十年（1744年）七月二十五日，他还问入直诸臣：“张廷玉所撰《明史》，我太祖事书以‘自立’，予甚慊慊，欲辨明其受禅实事，而其时领相诸臣，引刘备事，以‘自立’二字为美题目而解之。予心终未释然，儒臣之见如何？‘自立’果是美题目耶？”在诸臣多番解释下，认为“只当论其天命与否，不必较计于自立、受禅之间”，英祖国王才最终释然。(33)这样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李成桂立国的性质，是立场的不同，也许还情有可原。而北学派代表人物李德懋对于《明史》中有关朝鲜人名、地名之错误一一指出，则是基本史实的问题了。其曰：
    张廷玉（字衡臣，江南桐城人，康熙庚辰进士。官至太学士，谥文和）纂修明史。而《朝鲜传》（尝考尤侗展成，撰《外夷列传》）人名多纰缪。如成惟（准得之讹）、甲雨（金甲雨之讹。不书姓，只日甲雨，意以甲为姓）、李仁人（仁任之音讹）、郑总（摠之讹）、李门炯（文炯之音讹）、愈泓（俞泓之讹）、奇芩（奇苓之讹）。又地名，如江源（江原之讹）、尉山（蔚山之讹），甚不照管，固非修史之道也。大抵中国记外国事，往往讹舛。如《图书编》（章潢著）、《三才图会》（王沂著）等书，于朝鲜疆域之分、郡县之名，太半紊乱，不欲观也。《明史纪事本末》（谷应泰著），整齐之书也。然记壬辰倭难，以李舜臣为李舜。《清一统志》（蒋廷锡等修）较《明一统志》（李贤等修）颇详核。而叙高勾丽世系，琏（长寿王巨琏）、子云（文咨王罗云）、孙安（安藏王兴安），此皆二字名，而只书一字。书弓裔事有曰：眇僧躬，据开州称王，号大封国（太封，泰封之讹）。亦称李仁任为仁人，其称县邑不胜舛谬。至如《朝鲜记事》（倪谦撰）中人名，举皆纰缪（世传吴参判光运曰：尝有中原人文集，载朝鲜事，有曰朝鲜有关东月三者，名妓也，色甚姝丽云。盖我国敦化门前路，俗称洞口内，而内方言为安。因合音为洞关，有女名三月，淫丑名于一国。至今见丑女，必曰洞口内三月。中原人偶记此女，倒书为关东月三，仍称姝色。风闻涂听，令人绝倒。）我国如此，则四方他国如琉球、日本、安南之属，可类推也。(34)